“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2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凭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是从远大的眼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周恩来的讲话十分得体，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它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论述。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以理服人。

和谈会议在10点20分就结束，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后郑重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兹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但是迟迟没有消息。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南京和平代表团几次电催，李宗仁、何应钦才在21日凌晨复电，完全拒绝接受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说它“是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该协定全文，均充满以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日人民解放军开进，二日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以武力征服全中国。”张治中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接到电报之后，粗略讨论，匆促抄一份给代表团。

这时已是21日上午9点了，当时太阳升腾，阳光普照，街头已叫喊“号外”：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一看报纸，解放军百万雄师20日夜在荻港，21日凌晨1时在江阴，渡江成功。长江天堑已被突破，“划江而治”已成为泡影。

李宗仁既然反对蒋介石，逼蒋下野，并且致电表示接受八项和平条件，为什么他又拒绝他派出代表团所签订的协议呢？特别是和他的朋友们劝说他们不要逃散，留在南京，可是他却偏偏逃到桂林，而且又到广州自投罗网，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李宗仁要兵没有兵，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通，发号施令无人理，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生气不干，一走了之。他到桂林之后，蒋介石派人请他到广州继续执行代总统的职务，并亲笔写信说：“我是国民党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因此，我绝没有不支持你的道理。你到广州后，一切军政财权，都归你掌握，我决不掣肘。”

在此之前，吴忠信曾找过李宗仁，说：“现在蒋已很难应付下去了。我想劝蒋暂时退后一步，由你来代理总统，你赞成吗？”

李宗仁回答：“在这严重的关头，我不孚众望，只有蒋总统才能中流砥柱。”吴忠信说：“我看现在只有你来，才能起缓冲作用。你如同意，我准备同蒋先生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绝不要向外人谈。”

李宗仁婉言拒绝了吴忠信的建议。

现在，李宗仁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深感为难，最后才表示：“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他的心腹至交刘斐（1945年秋提出辞职，1948年秋方获批准离开南京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不久从北平来到广州，立刻会见李宗仁，并说：你这样做是替蒋介石负责，替他垫棺材底，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你自己都不应该。”

李宗仁无以回答，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刘斐。

刘看过信后，笑着说了一个故事：

“有个猴子蹲在树上，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后来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个桃子，再三诱惑，猴子看了桃子，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跳来跳去，徘徊瞻顾，经不起诱惑，终于下树取桃子，被捉猴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信中说的一定把军、政、财大权交出，就等于那个桃子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他就是蒋的锁链，看你有什么作为？！”

终于李宗仁被蒋介石的锁链锁住了。蒋介石则由后台转到前台，因而签订全面的和平协议已不可能。当时解放战争发展十分迅速，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全部解放，广州中央社连续造谣说张治中被共产党扣留的详情，并对他进行攻击和诽谤。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北平的张治中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北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留居北平已80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以20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愧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要再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心而论，这8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24款就是实行这8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同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40余处，被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20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事变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几乎所有看了张治中将军声明的人，都认为它是一篇起义声明。

有的说：“这篇声明检查了过去，展望了将来，呼吁了国民党惩前毖后，和推诚合作。”

有的说：“张治中将军有政治家的风度，有革命的爱国的气魄。”罗瑞卿看了张治中的声明，认为它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光明前途。他记得1938年3月，延安革命军民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时，毛主席写了3副对联，其中1副是这样写的：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日：侵略战线是和平战线的死对头。

这副对联很好，鲜明、透彻！用问答方式，生动巧妙地说明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的正确政策和它的基础，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主席邀请张治中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时，张治中谦逊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从年初一做起。你的声明说：‘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你的声明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