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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言论来看，他好像是否定小勇而主张大勇的。但是，大勇固然可贵，小勇也不是坏事。尤其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多少表现大勇的机会，如果连小勇都没有，被人无理欺负也不敢反抗，就会活得很窝囊，甚至受人奴役。比如不久前报纸有新闻说：某黑公司老板用欺骗手段招聘员工，然后非法限制他们外出和通信的自由，强迫他们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不给予报酬。这是两千年前奴隶主的做法，为什么还会在现代社会出现呢？一个很大原因是这些员工缺乏反抗精神，或者说缺乏小勇。他们之所以胆怯，有一部分因素是受了传统文化的误导。

实际上，小勇是大勇的基础，如果没有小勇，哪来的大勇呢？好比经商，不赚小钱，怎么能发大财呢？只不过，当一个人已经发了大财后，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了。而孟子否定小勇而肯定大勇，其意或许也在于此。他说话的对象是齐宣王，一个发了大财的人，没有必要炫耀小勇。假如孟子跟那些受到奴役的员工说话，恐怕又是另一种说法。

我们华夏文化有一个严重的缺陷：不重视社会调查，常常把一个孤立的事件当成普遍现象；把小道理当成普遍规律。孟子谈小勇和大勇时，有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话题，他讲的只是小道理，而后世的腐儒及无聊文人们老是想把他的话变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韩信甘受胯下之辱这件事，本来不一定值得赞扬，即使值得赞扬，也是一个极特殊的事件，后世的文人们却对这件事赞不绝口。这实际上是否定勇气而宣扬懦弱。

如果一个人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身上承担了比较大的职责，这时候确实不宜于好小勇了，在必要时还需忍辱负重。因为他的好勇行为可能伤害大家的利益。南怀瑾大师讲了两个大人物好小勇的例子：

其一是赵武灵王，一个既有大勇又有小勇的人。他曾经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放弃宽衣大袖的传统着装，以方便劳作和作战。他的改革受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在与群臣辩论时，他提出了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等名言。由于他的执着和勇气，最终还是把胡服骑射推行下去了。这一大勇之举，名载青史。

赵武灵王的一次展示小勇的行为，就不那么值得称道了。他曾亲自带兵攻占了其他国家几百里土地，又想打秦国的主意，于是把王位传给他宠爱的吴姬所生的次子，立为惠王，而自称王父也就是后世所谓太上皇。他这个王父对当顾问不感兴趣，反倒热衷于间谍工作。他假冒赵招，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暗中却带了一批测量人员，一路上探测秦国的山川形势。他来到秦国的首都，谒见了秦昭襄王，应对得不卑不亢，也很受秦王的敬重。到了半夜，秦王猛然想起这名赵国来使，仪表魁梧轩昂，气质不凡，不像一个普通臣子，心里顿生疑虑。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派人去请赵招，赵武灵王心知有异，推说有病，拒绝前往。过了三天，秦王派人去强迫他来，谁知他已经逃走了三天了。

赵武灵王虽然已经退位，身份毕竟特殊，怎么能去搞间谍工作呢？如果不是侥幸逃脱，被敌国抓住，国际影响就太大了。所以说这是小勇，不值得赞扬。虽说不值得赞扬，但他这种胆勇，确实非同小可，非常人所能及。

其二是秦武王，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自认为天下无敌，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当时秦国有两个大力士，一名乌获，一名任鄙，都是前代将领的子弟，因为武勇力大，深受秦武王宠爱，加倍封给他们高官厚禄。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贲的大力士。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蛟龙，走旱路不怕虎狼，发起脾气来，怒吼一声，就像打雷一样，惊天动地。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他上前去劝架，一怒之下，竟然把牛角生生拔出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就前来投奔，很快受到秦武王的宠爱，做了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