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来，不管我们的“圣·玛利亚”号驶行到什么地方，欧洲的汉堡、那不勒斯，美洲的纽约、里约热内卢，非洲的丹吉尔、蒙巴萨，甚至在遥远的东方的上海和香港，总有一大包邮件在港口静静地等待着我。这些不相识的朋友都对我的发现表示善意的关怀和支持。有的人长篇累牍地抄录了许多相干的，或是不相干的材料，提供我进一步研究时作为参考。还有人提出了一些艰深得使我摸不着头脑，和幼稚得同样令我瞠目结舌、无法置答的问题，使我感到既兴奋又惭愧，同时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威利，世界在向你欢呼呢！”伙伴们对我说。

是的，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为我的发现而感到高兴，鼓励我继续努力，以彻底解决这个考古学上的重大疑谜。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学术上的原因以外，还如一位美洲黑人朋友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因为这个问题揭破了老殖民主义者吹嘘自己是万能的、因而也是最高贵的神话，也大灭了现代种族主义者的威风。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纯学术的考古问题，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来信中，也有极少数怀着明显的敌意。咒骂我是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心怀不满的邪说散播者。质问我：“到底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凭什么说野蛮落后的红种印第安人，居然能在伟大的哥伦布把文明带到新大陆之前，首先到达神圣的欧洲海岸，并且还能在美丽动人的苔丝蒙娜湖边住了下来，玷污了那儿的山水？”污蔑我得到了“低贱的”有色人种的金钱，把灵魂出卖给了异教的魔鬼。还有人表示怀疑，我自身的躯体里是否流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液，声称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对我的族谱进行彻底清查。甚至有人宣布在所谓的“种族法庭”上对我进行了缺席审判，随信附寄来一粒子弹，扬言要结果我的性命。

感谢上帝的是，我的父亲只是一个贫贱的庄稼汉。既不是大名鼎鼎的白金汉公爵，也不是维多利亚女皇的显赫的勋戚。从来也没有带烫金封面，并且印有贵族徽章的“族谱”，以供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清查”。但是这些过激的言论却使我目瞪口呆，不知该怎样来回答才好。霎时间，便觉得我这个周身油污的舱面水手，忽然成为了咱们这个星球上的议论的中心。整个世界一下子在我的面前分成了两半，不是敌人，便是朋友。而我要再一次感谢上帝的是，在命运的天平上，好心的朋友多得多，咒骂和威吓我的人只有那么微不足道的少数几个。要不，我早就被人吊起来，像个稻草人似的随风乱转了。

话虽是这样说，每逢踏上一个新的港岸的时候，总有一些好心的船友自告奋勇地紧紧伴随着我，以防万一遇着不测。他们大抵是来自苏格兰高地和英格兰密林中的好汉，再不就是咱们的船主从世界各地招募来的英雄豪杰们，捏紧了拳头，足以揍翻任何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暴徒，叫他七窍流血，三天也别想从地皮上爬起来。

但是，种族主义者的罪恶的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了行动，终于使我为此而流下了眼泪。

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轮船停泊在北美洲东北部的一个港口。我像往常一样怀着兴趣拆着新收到的一堆信件。忽然，一个贴着女王头像邮票的洁白信封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苏珊姐姐的熟悉的笔迹，连忙拆开就看。万料不到映入我的眼帘的第一行字就是：

“威利，亲爱的弟弟，我流着眼泪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立即一口气急匆匆地读了下去。信上是这样写的：

“……汤米被谋杀了。因为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苔丝蒙娜湖底找到了一把绑在木棍上的燧石战斧。据古德里奇教授鉴定，这无疑是属于美洲印第安人的，汤米决定要亲自送到你的手里。

“想不到，消息传出去。当他乘坐的船在南非的德班港停靠的时候，当天夜晚就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石斧也被抢走了。留下一张字条，用木炭写着‘卑贱的狗！’署名是‘种族纯洁委员会’。

“亲爱的弟弟，你可要留神一些，别遭了他们的毒手。”

泪水顿时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压抑不住的怒火在胸膛里炽烈地燃烧。

“畜生！”鲍勃大叔看了这封信，气忿忿地重重一拳打在桌面上。船上的伙伴们都无不感到万分愤怒。当天便簇拥着我，在当地的海员俱乐部里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了我誓把这项研究工作进行到底的决心，警告种族主义者暴徒不得继续胡作非为。并提请南非当局协助捉拿凶手，否则便会遭受全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

这个港市的群众对托马斯之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同情。报纸上立即刊登出苏珊姐姐来信的影印件和我的照片，许多人亲自来到船上向我表示慰问。

但是，从非洲极南端传来的反应却是极其令人不满的。不仅不积极缉捕凶手，反而在一家报纸上公然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圣·玛利亚号水手威利的骗局》。旁边还罗列了好几条引人醒目的副标题：“一块棺材板，冒充古代‘独木舟’碎片；并不存在的托马斯和他的‘石斧’；原始独木舟能够漂洋越海吗？”尽管公正的人们都不会全然相信其中的一些造谣中伤的语言，但是由于许多人一时还不明真相，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提出一些疑问来要求解答：在苔丝蒙娜湖底发现的独木舟真是古代印第安人的吗？他们是怎样漂洋越海的呢？……

为了最终揭破这个意义重大的疑谜，同时，用严格的科学证据来彻底粉碎种族主义者的诽谤，向全世界宣告历史的真相。美洲的一所大学创议举办一次专门的学术讨论会，邀请世界各地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来参加。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在我做了发现经过的报告以后，墨西哥的萨尔凡多博士发表了有关我保存的那块独木舟碎片的碳14年龄测定报告。

“这怎么会是什么棺材板呢？”他说，“它距今大约五千多年，应该归属于采集和渔猎时期的印第安早期文化。当时是原始公社社会，一些在近海捕鱼的印第安人，完全有可能被风暴冲带到远方去。”

静默的会场里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不少人发出啧啧的赞许声。但是不难看出，由于缺乏更确凿的证据，感情不能代替严格的科学，还不能就此作出最后的结论。许多学者企图用种种推理和旁证的方法来加以解释，也无法圆满地回答一切需要正面答复的问题。会议整整开了三天，陷入了僵局。眼看会期就要结束了，依然不能觅求到一种办法来证实这件事，我心里十分焦急。

想不到在最后的一刹那，会议主席正要宣布这次学术讨论会结束的时候，大门一开，走进来一位白发老人。我一看，不由高兴得快要喊了起来。原来，这正是我的故乡、郡城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古德里奇教授。

“对不起，由于发掘工作还没有收场，我来晚了一步。”他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招呼说，“我给学术讨论会带来了一件最好的礼物。”

他说着，不慌不忙地朝大门那边打了一个手势，四个小伙子立刻就用肩膀扛着一只被泥炭染得乌黑的橡树独木舟走了进来。

“印第安独木舟！”萨尔凡多博士几乎和我同时喊了出来。

“这只独木舟是在托马斯发现石斧的地方找到的，”古德里奇教授说，“托马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那儿，我们一共找到七只独木舟。威利的姐姐苏珊证实说，无论尺寸和样式都和当时他们在苔丝蒙娜湖上划过的那一只一模一样。”

“现在，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接着说，“不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曾经到过英格兰，还可以判定他们曾在那里居住过，过着和美洲老家同样的渔猎生活。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些独木舟不是保存在海滩的沙层下面，而是在与大海隔绝的苔丝蒙娜湖里。”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在他们自己的‘新大陆”上，按照美洲的样式重新制作的吗？”一位科学家感到兴趣地提问。

“正是这样。”古德里奇教授点了点头，“我使用碳14法测试过独木舟的泥炭和年龄，都是五千多年以前。这个时期是冰河时代结束以来的最温暖潮湿的阶段，植物非常繁茂。从发掘到的化石证明，当时在湖畔的森林里有许多草食和肉食的动物。食物丰富，水草肥美，非常适宜于这些从美洲来的‘哥伦布’的生活。泥炭，就是那时的森林死亡以后堆积形成的。”

从独木舟在会场门口出现的第一分钟起，所有的科学家的注意力就被紧紧吸引住了。当古德里奇教授宣布了他对独木舟的年龄测定结果，和萨尔凡多博士测验的数值完全相同时，这些举止沉着稳重的老科学家们也不由得纷纷站了起来，发出一阵阵由衷的欢呼。

“祝贺你们，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他们一个个离开座位，走到古德里奇教授、萨尔凡多博士和我的面前，握手表示庆贺。

“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苔丝蒙娜湖底的独木舟是属于美洲来的‘哥伦布’的了。只是还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些原始时代的‘哥伦布’究竟是怎样乘着独木舟漂过辽阔的大西洋？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满意的答案，还不能算是彻底解决。”一位态度严肃的科学家握着我的手说。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去试一次。”我无限激动地说。

“年轻人，你疯啦！”他的眉毛略微向上一扬，紧紧抓住我的手，像是担心海浪立时就会从这儿把我卷走似的。

“不！”我说，“我坚信，古代印第安人能够完成的航行，现代的海员一定也能够在同样的情况下做到。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美洲来的‘哥伦布’曾经到达过欧洲海岸。”

“说得对，你去吧！”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神情非常激动。隔了好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我相信你一定能获得成功，因为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

整个会场都轰动了，摄影机的镁光灯在我的身旁带着“砰、砰”地响声闪个不停。古德里奇教授和萨尔凡多博士走过来，噙着激动的泪水，轮流把我紧紧地搂抱在怀里……

五孤舟横渡大西洋

告别墨西哥；海上的种种险遇；谁站在峭壁上等待我？

预定出海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此以前，曾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告我，不要以生命为儿戏，去冒这种吉凶莫卜的风险。也有不少人表示愿意无条件供给各种现代化的航海设备，从压缩饼干到海水淡化器，从无线电台到涂有防鲨鱼药剂的救生衣，甚至还有人自告奋勇要驾驶直升机和汽艇护航，或者干脆就和我同乘一只独木舟，以便同舟共济互相帮助，我全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格按照几千年前的古代印第安人的方式去完成这次航行。只有这样，才更加具有雄辩的能力。我也不愿牵连更多的人，因为这毕竟是一次危险万分的航行啊！

我乘坐的独木舟是根据古印第安的样式制作的。为了使这次航行更加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特地在尤卡坦半岛的那座印第安古城废墟的郊外砍了一棵老橡树，在萨尔凡多博士的指导下制成了这艘独木舟。船身上散发出新砍伐的树木的清香，船头用鲜艳耀眼的红漆涂写着它的名字：“托马斯”号，因为我那永不能忘怀的老朋友——汤米的头发是红的。

那一天，港岸上的群众拥挤不通，纷纷热情地招手欢送我。这个港市的市长亲自率领了一支印第安民间乐队和一大帮记者，乘坐着一艘漂亮的小汽艇，把我一直送到外海，才依依惜别转回去。而所有停泊和驶行在两边的船只都从前桅直到后桅悬挂满了彩色缤纷的“全旗”在欢庆的日子里，船上把所有的信号旗都挂出来，称为“全旗”。，并且拉出长声汽笛向我致敬。这个十分隆重而又充满了欢乐气氛的热烈场面使我非常感动。这一切，正如当地的一张报纸在第一版的通栏大标题上所写的那样：《航程五千里，美洲在欢呼，送别自己的“克利斯托芬·哥伦布”——一个现代的“原始”航海家》。

墨西哥的土黄色的岸线渐渐消隐在海平线下，前面是一派动荡不定的碧波。在开阔的海面上，波浪发出一阵阵哗啦不息的响声。航行的目的地——我的祖国英格兰，就在这一排排起伏无穷的浪涛后面，此刻四顾茫茫，我正处在天和海的中央。漂浮着一朵朵泡沫似的柔软白云的蓝湛湛的天空，像一个大碗覆盖着更加碧蓝的大海。

然而，我并不是孤独的。头顶上，一群群雪白的海鸥疾速地扇动着翅膀，环绕着我的独木舟上下飞掠，像是印第安庙宇墙壁上雕塑的那些长翅膀的古代神祇都飞了起来，为我祝福和送别。水下，时不时地有许多游鱼在舟前舟后闪现出身影，似乎对这只崭新而又式样古老的独木舟怀有兴趣，争先恐后地为我在海上导航。在烟波缥缈的更远处，我知道还有许多友谊的眼睛在密切注视着我。

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出小船正向东北方漂行。从海流的速度和稳安不变的航向，可以推知我已驶入了墨西哥湾流的主流线。一切都很正常，这是一个好兆头，使我对整个航行充满了信心。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便可以在预期的日子里顺利到达欧洲。

现在，除了提防风浪之外，需要特别操心的是粮食和清水。因为古代的印第安人并不知道地球的另一面还有一个大陆，不会有意识地做好一切远航的准备。我扮演着一个在海上捕鱼，偶然被风浪卷走的“原始”渔民。除了随身携带的少量粮食和一小罐宝贵的活命的清水，就再也不能贮存什么食物。否则就将违背历史的真实，这次航行也就会随之而失去了意义，不能用事实来说服任何人了。

为了补救这一点，在离港的时候，萨尔凡多博士手捧着一根用磨尖的黑曜石制成的古印第安式鱼叉，走到我的面前，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我，对我说：“朋友，带上它吧！也许会给你一些帮助。”

我对这根古怪的鱼叉瞥视了一眼，心里不禁浮泛起一股无法形容的奇异感觉。这可不是一根普通餐叉，只消握住它，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碟子里叉起一块油汁滴滴的小牛排；而是一柄和海神波塞冬手里的三叉戟相似的庞然巨物，一路上很可能就要凭仗它在浩瀚无边的大海的“汤盆”里来回翻搅，捞取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果腹品了。

前面已经说过，海上的鱼很多，鱼身闪烁的银色鳞光，在波光浪影中不住诱惑着我。当几天以后，随身携带的一丁点儿食物几乎消耗殆尽，饥肠辘辘作响的时候，这种诱惑就变得更加使人不可抗拒了。我眼望着那些在碧波里来回梭游的鱼儿，忍不住抓起鱼叉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独木舟的平衡，朝其中最近的一条使劲刺去。

但是，哎——实在太遗憾了，这条狡猾的金枪鱼在水里猛的一转身，鱼叉落了空。连它那像舵片似的尾巴也没有沾上半点，就眼巴巴地瞧着它摆了摆身子，在水浪里隐身不见了。我只好重新选择目标，一叉接一叉地往水里刺去。可是，尽管我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折腾了好半天，最后依旧两手空空。有一次，由于用力过猛，没有站稳身子，一骨碌跌进了水里，弄得像个落汤鸡似地攀上小舟。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在鱼叉的木柄上刻着一行小字：“信念，勇气，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