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导读】

1993年圣诞节前的美国，人们忙着回家过节，机票顿时紧张起来。正住在洛杉矶的我却正在这时接到科幻作家童恩正的电话，希望我尽早飞往匹兹堡，因为他在元旦要飞往台湾。我不得不临时买票，这时，只能买到清早六时半飞抵匹兹堡的机票。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老早要童恩正来接我，可是已别无选择……

我第一次读到童恩正的科幻，是在1960年，我读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童恩正的《古峡迷雾》。我一下子就被这本科幻所深深吸引。作者具备文学与历史双重功底。《古峡迷雾》不仅注意运用悬念而使结构扑朔迷离，而且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人物，环境、肖像以及对话都极具文学性。《人民文学》组组长王扶在与我聊天时，曾经随口说了一句：“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之中，童恩正的作品最具文学性。”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古峡迷雾》，至今仍保存着《古峡迷雾》的初版本。在“文革”之后，童恩正曾经重写《古峡迷雾》，从中篇扩大到长篇，我却仍以为初版本更加精炼、紧凑，所以在主编《中国科幻世纪回眸丛书》时，选入了《古峡迷雾》的初版本。

自从《古峡迷雾》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之后，在《少年文艺》、《我们爱科学》等杂志上，凡是见到署名童恩正的作品，我必定一读为快。

我跟童恩正相识于1978年。当时，童恩正为了补充、修改《古峡迷雾》，来到了上海，住在他姐姐家。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风度潇洒，喜欢朗朗大笑。我们一见如故。在长谈之中，我发现，两人对于科幻创作的见解，竟是那样的一致。从此，我们结为挚友。在中国科幻界，我与童恩正相知相交是最深的。

童恩正出自湖南宁乡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童凯毕业于哈佛大学电机工程系。1935年，童凯和妻子曹曼殊在旅居江西庐山时，生下了童恩正。他们总共有六个孩子，童恩正排行第三。

童恩正在抗日烽火中随母亲逃难，辗转于湘西山区。他没有受到正规的小学教育，而在私塾里读古文，无意之中打下很好的文学基础。童恩正的父亲去了重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父亲在湖南大学任教，童恩正考入长沙雅礼中学，学业优秀。1956年，父亲调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童恩正也来到成都，并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那里执教，成为考古学教授。他早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发表。毕业之后曾经一度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

1978年，我来到北京《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时，编辑王扶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那便是她正准备发表的童恩正的科幻《珊瑚岛上的死光》。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上推出，使童恩正名震文坛。我细细童恩正的这一力作，我发现，童恩正远远超过我——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停留在写儿童科幻《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稚嫩水平，而童恩正的是真正的科幻，不再是奇趣的儿童故事。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童恩正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奖的科幻作家，第一部中国科幻电影。

记得，在1978年，我正忙于写长篇传记《高士其爷爷》一书，童恩正忽发奇想，说：“到了2000年，也许高士其会站起来，会从病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当即说，你能不能以《2000年的高士其》为题，写一篇科幻，用作《高士其爷爷》一书的“尾声”一章？童恩正当即允诺，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出来，交给了我。我把《2000年的高士其》收入《高士其爷爷》一书。很遗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审看《高士其爷爷》一书时，认为《2000年的高士其》与全书不协调，建议删去。这样，《2000年的高士其》一文，成了童恩正迄今尚未发表过的科幻。

童恩正思想深邃，见解深刻。1979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他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向中国科普界所谓的科幻是“科普工具”的传统观点发起挑战，指出科幻首先是文学，是，遵循的是文学的规律。

在中国科幻遭到“大批判”，被斥为“伪科学”、“污染”的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和童恩正成了主要目标。我挨批判的是作品，而童恩正则是他对于“科幻首先应当是”、“科幻姓‘文’”的主张……我和童恩正成了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反击着那些“批判”炮弹。那时，我们之间的通信十分频繁。在那些日子里，我和童恩正都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在北京的会议上，在上海的会议上，一次次并肩抗争。他用带点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话不多，话不长，但他的见解比我深刻，所以他的反击力度远远胜过我。在我看来，他是中国科幻的“主帅”。

即使在那些寒风刺骨的日子里，童恩正仍非常乐观、豁达。他的话富有幽默感。记得，天津一家报纸在刊登我和他的照片时，把说明弄反。恩正一见，哈哈大笑。那笑声持续了一分来钟！

童恩正曾两度去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九十年代则侨居美国，担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他曾对我说，在他出国期间，授权我作为他在科幻创作方面的代表，可以替他表态，也可以处理他的作品版权事宜……

我与童恩正在匹兹堡相聚，畅叙着别后的情景。我注意到，他的白发明显地增多了。他在美国，是以教授立足，而不是以作家谋生。在美国当教授，要比在中国当教授付出多倍的精力。他在美国，已开了七八门中国考古新课。最为吃力的是，他不是用汉语向中国学生讲课，而是用英语向美国学生讲课。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靠着自学，在国内把英语学得不错。不过，一般性的英语会话并不难，用英语上专业课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每开一门新课，就用英文详细写好讲稿。在上课时，他几乎是在那里“朗诵”讲义。这样，备课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他说，美国学生是花钱交了学费，希望从教授那里得到知识，所以教学半点都马虎不得。再说，作为教授，他绝不误人子弟，所以备课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我问起他是否还写？他摇摇头。他叹道，“我得完成我的教学呀！”教授的沉重的工作担子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他只是给美国的华文杂志写点短文。他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他退休了，打算完成长篇自传，记述自己一生的道路。他如今的业余兴趣是汽车。他订有汽车杂志，非常熟悉汽车行情。哪个朋友要买车，他会给你出很好的主意。他的“大灰狼”，便是按照匹兹堡多坡的特点而精心挑选的大马力轿车。

他既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订有台湾报系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的命运。我在他家最大的享受，是饱览各种海外杂志。我住的房间里，整整一书柜，全是各种杂志。我整天价看杂志。他对他的夫人说：“没错吧，我说过，叶永烈在我们家看书，会比游匹兹堡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的傍晚，他的三个孩子驾着一辆轿车回家了。他们的车子刚在后院停下，前门又来了一辆轿车，那是我的长子的车，几乎同时到达他家。于是，小楼里发出一阵欢呼……

1997年4月21日，我接到刘兴诗从成都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童恩正在20日因急性肝炎病逝的消息，年仅六十一岁，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连夜发了唁电到美国给童恩正夫人：“恩正是我多年挚友。迄今，我仍深深记得我们在匹兹堡相聚的印象。不料那次分手竟成永别。今年，我正准备赴美国，本以为可以再与恩正欢聚，却得此噩耗。恩正为人正直，为人诚恳，工作认真，而且见解远远比我深刻。在此悲痛时刻，我和内子以及兴诗谨向您表示我们深深的怀念之情。望节哀，多多保重。”

在收到我的唁电后，他的夫人杨亮升给我发来传真。她写道：“恩正一生坎坷，但勇于抗争。他是那么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我实在难于接受眼前的事实。回忆在匹兹堡的相聚，历历如在目前。恩正走得太匆忙，我的悲痛无法表达。他未竟的事还很多，我与子女将尽力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以便永远纪念他。”

童恩正不仅对中国科幻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在考古学上建树颇多。他兼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在他去世之后，经过四川文友们的努力，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童恩正文集》，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你们没有忘记双引擎飞机“晨星号”，不久以前在太平洋上空神秘地失事吧？从失事后新闻界提供的消息来看，当时飞机机件运转正常，与h港机场的无线电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好几个国家的远程警戒雷达都证明：当时，在出事的空域内并没有出现其它飞机，或任何类型的导弹。然而，“晨星号”却在八千公尺的高空发生了爆炸，燃烧的机体坠入了太平洋。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是：“驾驶飞机的陈天虹工程师下落不明。”

我就是当时“下落不明”的陈天虹。在这里，我不但要向你们介绍这次失事的原因和经过，而且也要介绍失事以后，我在太平洋某岛上的一段经历，一段令人悲愤也令人深思的经历。

一高效原子电池的秘密

我是一个华侨，出生在南太平洋中的n国。我的祖父原来是广东的一个贫苦农民，由于在旧中国无法谋生，所以流落国外。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收入虽然不多，但由于终岁勤劳，省吃俭用，所以勉强能维持我入学的费用。加以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利用假期寻找临时的工作，赚一点收入来补助学费。这样，虽然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仍然读完了大学，并取得了物理学硕士的学位。

回忆幼年时代的生活，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严格遵守的中国古老的风俗习惯。每年春节，父母都要带我到chinaown（唐人街）去看舞龙灯，那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的情景，使我们感到了故国的温暖；而每逢中秋明月夜，当我们全家团聚，吃着家制的月饼时，老祖父总要将一杯酒洒在地上，遥祭埋葬在家乡的历代祖先，而他那辛酸的眼泪，往往一颗颗滴在酒杯里。但是那时候我年龄太小了，并不懂得这眼泪里包含了几多的怀念，几多的悲哀。

当我开始懂事以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如饥似渴地着祖国的报刊杂志，我的祖先劳动生息的土地不断地向我发出召唤。祖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要在我的心底引起无穷的喜悦，无穷的憧憬。我曾经有几次下定决心申请回国，将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但是由于父母年老多病，缺人照顾，这事才又阻滞下来。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加了我的老师赵谦教授的私人实验室工作。赵教授也是一个华人，全球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他除了在社会上担任公职以外，还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建立了一座小型的、然而设备很好的实验室，进行一些适合于个人兴趣的研究。

两年以后，我的父母相继去世，我觉得回国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向赵教授提出辞职，讲明了我的意图。赵教授听完我的话以后，满布皱纹的脸上出现了伤感之色。

“孩子，你应该回去。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如果我再年轻一点，也会回去的。”他说，“但是，我希望你再等几个月，等我把高效原子电池的装配完成以后，你把它带回国去。这是我一辈子心血的结晶，我要把它作为最后的礼物，献给我的祖国。”

老教授的声音嘶哑了，我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这是赵教授多年研究的结果。它的特点是能在短时期内放出极大的能量，因此在军事、工业、宇宙航行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前途。研制工作接近尾声时，已经有好几家大公司提出要购买专利权，价格高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赵教授同意的话，他立刻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而，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赵教授多年废寝忘食地工作，支持他的全是一片爱国的热情。

对于这种请求，我是不能拒绝的。于是，我推迟了行期，帮助赵教授装配出了第一具高效原子电池的样品。经过初步测试，一切指标都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们的劳动终于有了成果，我们的喜悦，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

我很快办好了回国手续，订好了去h港的飞机票。赵教授兴致勃勃地为我准备了全套图纸和技术资料，又亲自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去办理了技术资料出口和转让的手续。

在我动身的前夕，赵教授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邀请了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我大学的同学）为我饯行。这里面虽然有各种不同国籍的人，但是大家都为我能返回祖国而感到高兴，频频地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干杯。科学家之间的情谊和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使我的内心深为激动。

宴会结束时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回到了二楼自己的寝室。赵教授则又走进了楼下的书房，按照习惯，他还要工作两个小时才休息。

由于想到明天就要启程回到久已向往的祖国，也由于宴会时多喝了几杯酒，我的精神十分兴奋，躲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墙上的电子钟敲了两点，才模糊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两声刺耳的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枪声离得很近，就在这栋房子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衣服，冲到楼下，见书房门下的缝隙里，露出了一束光线。我跑到门口，喊道：

“赵教授，赵教授！”

没有回答。

我推门进去，发现赵教授躺在地毯上，桌上一盏台灯的光芒，照着他那苍白得极不自然的脸色。

我跑过去，轻轻将他扶起。他的胸前有两处枪伤，鲜血已经染红了上衣。

“匪徒……要我交出……图纸。”他的嘴唇嗫嚅着。我低下头，尽力想听清这微弱的声音。“我烧毁了图纸…孩子，你只有把……电池样品……带……带回去，带回……亲爱的…亲爱的祖国去！”

他停止了呼吸。落地式长窗大开着，微风拂动着他的白发。

屋角里，保险箱的柜门已经开启，从里面发出一种焦糊的气息。不用检查我就可以断定，那里面装的高效原子电池的珍贵图纸和技术资料，现在已经全部化为灰烬。因为这保险箱是赵教授自己设计的，钥匙孔下面有一个隐蔽的暗钮。在紧迫的情况下，只要按了这个电钮，箱内的文件就会自动焚毁。

情况是很清楚的：这伙匪徒是蓄谋来抢劫高效原子电池的资料。他们潜入了书房，用枪威逼赵教授交出图纸，赵教授在开保险箱时按了电钮，毁掉了图纸。匪徒们见目的不能达到，开枪击倒了赵教授，然后逃跑了。

这个正直的科学家，他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哺育了这项发明，想把它献给祖国；现在，又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它。我看着教授尚未瞑目的面容，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的心底充满了仇恨，一种在我单纯的实验室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仇恨。

我立即报了警，并且推迟了行期，决心等待这件事有个结果再出发。一周以后，在当地的警察局里，一个年过中年，行动稳重的警官和我作了一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