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导读】

在介绍迟叔昌的时候，曾提到他的科幻“处女作”《割掉鼻子的大象》是被《中学生》杂志独具慧眼的主编叶至善发现，这才得以发表的。叶至善是发现迟叔昌的“伯乐”。迟叔昌跟我谈起叶至善，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曾经到北京叶至善家拜访，那时候他跟“老爷子”——著名作家叶圣陶住在一个大院里，他是叶圣陶的长子。受父亲影响，他和弟弟叶至美、叶至诚都喜欢写作，兄弟仨联名出版过三本选集，即《花萼》、《三叶》和《未必佳集》。叶至善写过许多科学幻想。

1956年，《中学生》杂志连载了一篇科学幻想，吸引了众多的小读者。这篇题为《失踪的哥哥》的科幻，一开头便是“公安局来的电话”，对东山路十六号张家进行盘问，提出悬念，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然后故事一步接一步发展。作者描写名叫张建华的哥哥在十五年前误入冷藏库，被冻在库里，从此失踪了。十五年后，当冷藏库大修的时候，工人发现这个冰冻的男孩，赶紧向公安局报案。经过科学家用红外线快速升温，孩子居然复活了，于是发生了弟弟的年纪比哥哥大、个头比哥哥高的一系列趣事。

《失踪的哥哥》署名“于止”，这是叶至善常用的笔名。我曾向叶至善问起这一笔名的含义，他说取义于成语“止于至善”。由于没有“止”姓，他把“止于”颠倒一下，用“于止”作为笔名。

叶至善怎么会写起科幻来呢？他说，“我当编辑有个主张，要编哪方面哪种形式的东西，最好自己先写一写，试一试，尤其在搞什么新点子的时候，自己写过了，试过了，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新点子搞得成不成，好处在哪儿，以后跟作者打交道就不至于瞎出主意”。科幻在当时属于“新点子”，《中学生》杂志要刊登科幻，作为主编的叶至善便想亲自“先写一写，试一试”。

叶至善又怎么会想起写《失踪的哥哥》呢？最初，是报上的一则新闻，触动了他创作的神经：苏联有一个人掉进雪坑，被雪埋了十八个小时，后来居然被医生救活。他由此浮想联翩，把十八个小时“扩大”为十五年，变成科学幻想。这篇科幻最初便叫《失去的十五年》。

《失踪的哥哥》发表之后受到好评，被选入1957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选》，并在1958年出版了单行本。

然而，在1983年，当叶至善回忆《失踪的哥哥》的创作历程时，道出了“知识硬块”曾经使他费煞苦心：由于“失去”了十五年，以至弟弟比哥哥大得多，利用这样的喜剧冲突，编成有趣的故事，这并不难。然而，叶至善必须诠释复活冰冻男孩的科学原理。他在写作时，极力想避免当时科幻的通病，即讲述科学原理时与故事脱节，这“知识硬块”与如同“油水分离”。他安排医生与工程师进行对话，讲述科学原理，本以为这么一来可以自然一些，然而终究未能跳出“油水分离”的病症。那时候强调科幻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所以很难消除那“知识硬块”。

叶至善还透露了为什么把“失去”的时间定为十五年？因为那时候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再苦干十多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位“失踪的哥哥”在冷藏库里沉睡了十五年，“什么事儿也没有干，醒过来就坐享其成”。他“非常懊恼，非常惭愧：惭愧在建设美好生活的日子里，他没有出一点儿力气”……好在作者并没有把“十五年”的这一“政治背景”写进故事。不过，作者如今仍然为自己当年政治上的幼稚而“不由自主地脸上一阵热”。

叶至善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科幻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侦察式”，故事一开始往往是出一件奇怪的事，然后加以追究，最后真相大白；一种是“参观记”，作者化装成一位导游，带着读者一路参观一路讲解。他说，他写科幻，也跳不出这两种模式，《失踪的哥哥》属于“侦察式”。他以为，“凭我这点儿小聪明，要找到一条新路子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在写了一阵子科幻之后，也就洗手不干了。

尽管叶至善这么自谦，我却一直非常喜欢《失踪的哥哥》，以为故事完整，富有层次，脉络清楚，充满幽默。1979年，正在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的我，征得叶至善的同意，准备把《失踪的哥哥》搬上银幕。叶至善宽宏大度地给我来信说，你怎么改，都行。

当时，我从众多的中国科幻中，选中了《失踪的哥哥》改编电影，原因之一是富有喜剧色彩，适合少年儿童观看。原因之二是从电影导演的角度考虑，人物不多，场景简单，没有多少特技，比起拍摄那些高科技科幻片要节省得多。

我写出了分镜头电影剧本。就在我打算投入拍摄时，遇到了意外：《失踪的哥哥》全片只二十分钟，电影发行公司以为太短，只能按照纪录片的价格收购。纪录片的价格远远低于故事片价格。这意味着影片将亏本，这部科幻影片也就流产了。至今，我仍为未能执导《失踪的哥哥》而遗憾。

公安局来的电话

“喂！喂！是东山路16号张家吗？”

“是呀！你找谁？”

“你是谁？”

“我是张春华。”

“好极了。我是公安局。你们家里走失了小孩儿吧？”

“小孩儿？没有的事！你们是公安局，就应该知道我还没有结婚。”

“真是这样吗？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小男孩儿，叫张建华的？”

“张建华？是我的哥哥呀！你们找到他啦？”

“好极了，那就对了！”

“不对，你们一定搞错了。我今年22啦，哥哥比我还大3岁哩！”

“这，这……不过，这小孩儿的确叫张建华。”

“是他自己说的？”

“不，不是他说的。可是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件可靠的证据。”

“为什么不问问他自己？”

“这有什么办法呢？他已经不能说话啦！”

“难道说，你们找到的是我哥哥的尸体？”

“现在还不能这样说。”

“什么？连死的还是活的，你们都没有搞清楚？”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张春华同志，你不忙着急。请你马上到我们局里来，我先陪你到现场去认一认，看这个小孩儿到底是不是你们家的。”

张春华再要问，只听得“卡答”一声，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15年

张春华的确有个哥哥叫张建华，失踪已经十五年了。这件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张春华还不满七岁；他哥哥也只有十岁，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一个初夏的黄昏，晚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张春华坐在桌子旁边等哥哥回来。屋子里静悄悄地，使他困得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了。爸爸跟平日一样，坐在大藤椅上看报。

“当，当，当……”时钟突然敲响了，惊醒了张春华，也惊动了他的爸爸。爸爸推开报纸，站起来说：

“都7点啦！小春，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哥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张春华怎么会知道呢？他睁大了眼睛望着爸爸。爸爸也明白从他那里是得不到答案的，只有打电话去问学校。学校里管门的回答说：今天是5点钟放的学；5点30分，所有的学生都离开学校了。并且他亲眼看见张建华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去的。

“唉，这孩子，不知又到哪儿去逛荡了！”爸爸叹了口气，对张春华说，“小春，你先吃吧，我找你哥哥去。吃完了饭就上床睡觉，不用等我们。”

爸爸披上外套，戴上帽子，匆匆忙忙出门去了。

饭凉了，菜也凉了。张春华故意慢吞吞地吃，一碗饭足足扒了一个钟头，可是爸爸还没有回来。屋子里更静得可怕，只有“滴答滴答”的时钟的声音。睡吧，不，他还要等。他把大藤椅搬到窗子跟前，爬在椅子上向窗外探望。路灯亮得刺眼睛，大街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望着，望着，他不知不觉脸贴在玻璃窗上睡着了。

惊醒张春华的，是推门的声音。他睁开眼睛，只看见爸爸独自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头发蓬蓬松松，帽子提在手里。

“哥哥呢？”张春华问。

“还没有找着。”爸爸有气无力地回答。

原来爸爸在外面已经跑了一夜，几乎走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他只怕在电话里没有说清楚，先到学校去问；又想可能谁家把这位小客人留住了，敲了许多人家的大门，惊醒了不少在熟睡中的亲戚和朋友；最后，他只有去问公安局了。公安局还没有得到有人捡到小孩儿的报告，他们答应尽一切可能，派人分头寻找。

一直盼到中午，公安局才来电话说有了线索：有人在6号渔业码头上捡着一个书包，里面的课本上有张建华的名字。是游泳淹死在海里了吗？爸爸忘记了疲倦，立刻赶到码头上去。可是除了书包，连一只鞋子也没有找着。难道这孩子连鞋子也没有脱，就跳进海里去了？决不会的。爸爸茫茫然地望着波涛滚滚的海面，只见那水天相连的远方，飘着几缕纱一样的青烟，一队渔轮正趁着退潮驶出港口。对了，这孩子一定偷偷地爬上渔轮，到海洋上去过他那一心向往的“冒险生活”了。爸爸又连忙赶到渔业公司，请求他们打无线电报给出海的渔轮讯问。各条渔轮的回电傍晚就到齐了，都说船上没有小孩儿的踪迹。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张春华的哥哥仍旧没有消息。希望看来已经断了，但是爸爸不愿意这样想。他常常沉默地陷入深思，有时候又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小春，你哥哥不知这时候在做什么？”无法摆脱的忧伤使他头上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增多了。直到今年临死的时候，他还梦想大门突然“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漂亮的陌生小伙子突然扑到他怀里来：“爸爸，你不认识了吗？我就是你的失踪了十五年的小建呀！”

推理和证据

张春华放下电话，急忙拉开抽屉，取出一本相片簿，从里面揭下一张旧相片来，塞在口袋里。然后跑出大门，骑上自行车。他一面踏一面想：

“哥哥比我大三岁，假设现在还活着，应该是二十五岁。但是公安局找到的张建华，是一个小孩儿。

“假设这个小孩儿的确是我的哥哥，那么只可能是我哥哥的尸体。同时也证明了，我的哥哥的确在十五年前已经死去了。

“假设这个小孩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那就一定不是我的哥哥。因为哥哥如果活着，应该是二十五岁，决不可能仍旧是一个小孩儿。”

“同名同姓是常有的事。可是我宁愿这个张建华不是我的哥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了：他们找到的小孩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兀俊…”

张春华念的是数学系，他习惯于运用数学的推理形式来思考问题。死的还是活的，的确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也是最容易判断的事实。可是最叫人不能理解的是公安局，愈是问题的关键，他们愈是说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嘟！嘟！”一辆汽车在前面的横路上疾驰而过。张春华本能地捏紧刹车，抬头一看，已经到了公安局门口。

传达室的同志把张春华引进办公室：

“陈科长，张春华同志来了！”

“来啦？好极了。”坐在写字桌后面的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说，“你是张同志？请坐吧！”

“我是张春华。陈科长，我……”

“方才我们又打电话到你家里去了，铃儿响了半天也没有人接。”

“我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家里没有旁的人。”

“好极了！”陈科长颇有点得意似地说，“我打第二个电话是为了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个小孩儿的确是你的哥哥。”

“证实了？”张春华不由得冷了半截，“你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

“证据仍旧是这一件，从你哥哥身上找到的一本学生证。你想，还有什么比这本学生证更加可靠呢？”

陈科长拿起桌上的一本硬面小册子，打开来，兴致勃勃地念道：

“‘第四中心小学学生证。姓名：张建华。年龄：十岁。班次：三年级乙班。’我们于是打电话到第四中心小学去问，他们回答说，三年级乙班没有这么个学生。亏得上面还有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又马上给你打电话。可是听了你的回答，把我们完全给搞糊涂┝耍……”

“你们的回答，才把我完全搞糊涂了。”

“应该说，把咱们搞糊涂的，是这个案件的本身。可是我们终于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你看，”陈科长把学生证送到张春华面前，“‘填写日期：19xx年2月。’这一大滴墨水渍，恰好把‘19’后面这两个数目字盖住了。我们综合分析了案情和两个电话的记录，考虑到关键可能就隐藏在这滴墨水渍下面。我们把它送到光学侦查室去拍了一张红外光相片。果然，在照相底片上，墨水渍下面的字完全显露出来了，原来不是‘75’，而是‘60’。这本学生证原来还是十五年前的。再翻出1960年的档案来一查，丝毫不差：东山路16号张家，在那年5月里走失了一个小男孩儿，名字叫张建华。想不到无意之中倒了结了这一件十五年没有作结论的悬案。”

“那么你们已经肯定，这小孩儿一定是我的哥哥？”

“不会错了。学生证，案卷，还有你提供的材料，三方面对证，完全一致。”

张春华用颤抖的手，摸出口袋里的相片。他几乎恳求地说：“是这个小孩儿吗？请你再认一认。”

“好极了，你真是个精细人，把相片也带来了。是十五年前的吗？让我看，完全对，就是这个小孩儿。连身上穿的，也就是这一件蓝柳条的翻领衬衫。”

“这样说起来，我的哥哥早就死了！”张春华完全绝望了。

“非常抱歉，我只能说老实话。当初我的确是这样肯定的。可是那位陆工程师硬要跟我争，说你的哥哥还有活的希望。……”

“还有活的希望？”张春华信不过自己的耳朵，“你说的哪一位陆工程师？”

“第一冷藏厂的陆工程师。我想，如果他知道了案情的新的发展，已经十五年了，他一定会改变当初的看法。张同志，你也不用难过，事情发生在十五年以前，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吧！陆工程师还在等候咱们哩！”

人不是鱼

“6号渔业码头，第一冷藏厂。”陈科长吩咐了司机一声。汽车开出了公安局的大门，直向海滨驶去。

张春华有点迷惘，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还有活的希望，陆工程师真是这么说的吗……”

“就是这么说的。”陈科长用手指头弹了弹放在膝盖上的皮包，“两个钟头以前，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们厂里发现了一个冻得失去了知觉的小孩儿，——他认为是冻得失去了知觉，并没有冻死，——要我们立刻派人去。我赶去一看，只见你哥哥躺在速冻车间的一个角落里，身上盖满了雪白的霜，……”

“速冻车间？”

“是呀，‘迅速’的‘速’，‘冰冻’的‘冻’，就是这么个古里怪气的名词。我隔着手套，摸了摸你哥哥的额角，哎呀，简直比冰还冷，冻得我的手指头都发木了。但是奇怪，他的身子还是软的，脸色也还红润。也许就凭这些表面现象，陆工程师以为他才冻僵不久，还有活过来的希望。他哪里会想到，你哥哥已经冻僵了十五年了呢？十五年，请原谅我说老实话，一个尸体能保存这么久，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还要他活过来，我看……”

陈科长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他瞥了张春华一眼。张春华皱紧了眉头，不断地咬着嘴唇。虽然陈科长没有把话说下去，张春华也知道，问题的答案已经摆明在这儿了。但是除了这个一般性的结论，会不会有特殊的例外呢？特殊的例外，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探讨。想到这儿，他抬起头来问：

“陆工程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呢：一个人冻僵了十天半个月，后来又活过来了？”

“我敢肯定，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想来你也知道，第一冷藏厂是以冻活鱼、冻活虾出名的，可是他们从来不曾冻过小孩儿呀。鱼虾冻了一年半载能活过来，当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陆工程师却凭这个为理由，说人冻僵了也有……”

“活过来的可能？”

“是呀，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不让我们把你的哥哥搬出来，说一搬出来就没有希望了，除非预先做好使你哥哥活过来的准备。当然，我也希望你的哥哥能活过来。但是人不是鱼，何况又冻僵了十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