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一直呆在鱼塘里，对于发生在罗州，发生在我八叔身上的种种事情，他都不闻不问。他越来越习惯这种生活了：没有太多的前途，没有太多的愿望，心里越来越平静。他像个从小到大就生活在农村里的老农民一样，脸上显露出温和慈祥的表情。我父亲栽种的芒果树结出芳香的果实，他种的蔬菜足够他食用了，而且还能多出一部分来拿到菜市场卖掉。我父亲让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二百块钱，作为房子的租金。除此之外，他们的开销很少。

我大嫂又生了一个儿子，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大哥已经去了贵阳，他想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机会，顺便躲避那些逼债讨债的人。

那年我回家探亲，站在罗州街头，脑子里一片迷茫。我们家早已经被排卖了，我父亲他们像敌后武工队一样，在县城里神出鬼没。我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住处，又没有任何电话可以联系。罗州本来是我的故乡，可是在我的故乡里，我比一个陌生人还陌生。我嗅着那些驭荡的春风，闻着这些陌生的空气，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降落地点有误的伞兵。那些爬行迅速的三摩，飞快地向我麇集。我感到一阵慌乱。

也许，我的故乡应该是坡脊，那里有我童年美好的记忆，但是，那里也没有我的家。我在坡脊，也是一个陌生人。

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直奔鱼塘。

我父亲听见狼狗的吠声，喝住狼狗，走了出来。看见父亲，我的眼睛里就热乎乎的。我父亲的样子跟我在照片里看到的一摸一样。有很多年没有回家了，我看见照片里的父亲头发花白，皱纹满面，眼睛眯得很小，嘴角还露出一种微笑。我很难描述这种微笑，我觉得只有像我父亲那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的人，脸上才会有这样的表情。他的表情非常平和，平和到心满意足，平和到让我感到心酸的地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父亲已经很老了，他跟我的爷爷越来越像，他不再表达，他很少说话，也不再给我打电话。以前即便给我打电话，也是找不到什么说的。只是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让我寄一点钱回家。我没有回家，是因为我想逃避。

我父亲说：“文理，你回来得正好，正好帮我们对付那班烂契弟……”

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父亲就称呼我的学名。以前我有小名，叫虾弟。我们家里除了我弟弟之外，都这么叫我。我父亲头一次改口叫我的名字，我感到很不习惯。我父亲说，你长大了，就不能再叫你虾弟了。我父亲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每次在送我到车站，我父亲都在火车开走之前，转过身去，稳稳地往回走。我父亲不喜欢看见火车缓缓驶离，人们频频挥手，嘴巴里喊着各种话语的气氛。我父亲什么话也不说。也许他觉得该说的话都让我母亲说完了。我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表情。现在，我父亲又这么叫我，我心里一酸。

我大哥钟文长也在这里。

“什么烂契弟？”我有些不解。

“系一班黑仔……”我大哥钟文长说，“刚才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抓了帮我们干活的一个北佬黄仔，说是黄仔撞了他们，要赔一万块钱。黄仔没有，说只能问老板借。他们打了他，打得很厉害，押来问我们要钱。”

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搭三摩来时，碰上了三辆三摩，呼啸而去，“就是刚才过去的那一班？”

“就是他们……”我大哥说，“我们说一万文钱没有，他们又把黄仔押走，说是要把他打死算了。可能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一班烂契弟！”我父亲说，把水烟筒吸得吧嗒吧嗒响。他吸完之后，用手掌心抹了一下烟筒嘴，递给我。我说，我戒了。我父亲的“烂契弟”就是“狗娘养的”的意思。我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脸色很平静，好像这种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一样。我说过，我父亲是个走南闯北，见惯风雨的人。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件小事。我父亲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筒。我父亲以前的烟瘾并不大，好像可吸可不吸。但是现在他的烟瘾似乎上来了。他一刻不停地在吸烟。吸完一顿，用手掌心在口上顺时针抹了抹，就表示干净了，递给我。

就在这时候，远处果然又响起了三轮摩托车的声音。

来了两辆三摩。七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年青咋咋呼呼地跳了下来。其中一个牛皮烘烘，身上穿着中山装的矮子被我父亲养的大狼狗吠了一声，吓得尖叫起来，差点跌进鱼塘里。这样一狼狈，他本来身穿中山装的酷哥模样就荡然无存。

他们进来之前，按照我大哥的布置，我一直在水井边磨柴刀。

“老板，钱准备好了没有？”一个瘦高个大概是大哥大，开始恶声恶气地问我父亲。

“一万文呢就没有……”我父亲慢悠悠地说。

“没有我们就把北佬拉出去打死算了！”刚才被狼狗吓得尖叫的矮个子黑仔在旁边威胁。

我父亲的脸沉了下来：“打死人？那你们就拉出去嘛……”

气氛有些紧张。我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里的柴刀，眼睛直往矮个子黑仔脖子上瞧。我的柴刀磨得锃亮，发着白闪闪的光。有一个古代的勇士在我的体内诞生，开始操持我的一切。虽然我是一介书生，但是利刃在手，我就会把这个矮个子黑仔的细脖子一刀剁掉，跟剁掉一根萝卜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候的气氛，很像我父亲在我们小时候经常给我们描写的气氛，有一种硝烟的味道飘起。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自己开始有一种残忍的感觉。我渴望跟他们干起来，我闻到了血腥的味道。我的血液和骨头都在兴奋。我的手轻微地发抖，我把柴刀握得太紧了。

瘦高个忙说：“老板，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

我父亲从鼻孔里吐出一丝烟来：“你们才几岁？知道死字有几笔吗？就在这里乱讲？”

矮子黑仔一副很冲动的样子。我父亲根本就没有瞧他，而是捏着一小撮烟丝往水烟筒上敷。我知道我父亲捏水烟筒的那个姿势意味着什么。一旦情况不对，他的水烟筒就会飞起来。

瘦高个说：“老板，我们兄弟一直都没有发市，你总不能让我们空手回去吧？”

我父亲没有理会他。瘦高个“没有发市”的意思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做成一笔生意。他们的生意当然是敲诈勒索了。

瘦高个又说：“多少给一点吧，我们兄弟好久没有发市了，食粥的钱都没有了。要不，八千？”

我父亲没有理他。他又说：“六千？”

“五千？”

“四千，不能再少了。”

“三千，就这个数……”瘦高个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自信。

我父亲把嘴巴里的烟吐尽：“二百五！”

我父亲的这个数说出来，把我们双方都吓了一跳。矮个子黑仔情不自禁地往后跳了一步，差点摔进粪坑里。他惊魂初定，口吐秽言：“丢喇嘛，也太少啦！”

我手握柴刀，腾地站起来。

我大哥说：“二百五也还是看在大家乡里乡亲的份上，不然一分钱你们都别想拿走！”

气氛沉得像块大青石。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愣住了。空气也好像凝结成块，扑扑地落到我们大家的脚下。我这时候脑子也已经空了。我死死地盯住矮个子黑仔的短脖，双眼发直。

还是我大哥打破沉闷：“各位兄弟，我看就二百五吧。你们没发市，我们也没欠你们一分钱，不过是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朝见口晚见面的机会很多，才给你们这笔钱。我老弟……”我大哥把脸转向我，“……也是黑社会，在上海做，这边不熟悉。上海你们听说过吧？十里洋场，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都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黑社会青红帮的头子，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

“上海谁不知道？”短脖子矮个子黑仔说，“《上海滩》，周润发，吕良伟，刘德华……”

“有见识！”我大哥说，“既然大家都是道上的，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明天你们来拿钱……”

“明天？”瘦高个头目叫了起来，“今天我们叫三摩都还没有给钱呢，不给钱我们晚上吃什么？”

我父亲说：“你们想吃什么？”

我大哥说：“明天吧，今天我们也没有钱，要去借。”

头目狐疑地看着我大哥：“不会吧，老板？连二百五都没有？”

我不耐烦地说：“要呢就明天来拿，不要就二百五都没有！”

短脖子矮个黑仔疑心重重：“大佬，你明天要是叫公安我们不是完残？”

我父亲笑了：“仔啊，收拾你们几个还要公安？收拾你们这班烂契弟，现在你们就跑不了，信不信？”

几个稚气未脱的黑仔赶紧相互看几眼，暗暗嘀咕了两句，算是商量过了。

瘦高个头目说：“我们还是不放心。道上的习惯，是小心能行万年船。你们明天中午十二点把钱送到十字路口大榕树下，我们会来取的。”

说完，他们就牛气烘烘，底气不足地走了。

我晚上就住在山塘边。蚊子很多，我父亲点了三块蚊香，显然是照顾我，担心我被蚊子扛走。晚上倒还好，蚊帐很厚，只要掖好，蚊子不会撕破蚊帐攻进来。我跟父亲面对面地坐着，一盏昏黄的电灯在夜色中闪着微光。轻风吹过，树枝摇拽，发出细小的沙沙声，显得很寂静。我觉得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坡脊镇，坐在番石榴树下听他讲故事的时候。但时过境迁了，我父亲没有了讲故事的心情。他吧嗒吧嗒地吸着烟，表情很松弛，没有责怪我一直不回来的意思。我感到很惭愧，因此也有些忐忑不安。

“今年怎么有空回来？”我父亲问。

“我请了假……”我说。

“回来就好。”我父亲说。

父亲这么说，我感到很不安，也有些内疚。我曾经对我父亲充满崇拜，但是我父亲是一个没落的英雄，他就像是骑着一头小毛驴突然闯进二十一世纪的堂吉珂德。他所驰骋的疆场，现在被证明了仅仅是比绿豆芝麻还小的坡脊镇，和现在干涸的山塘、废弃的砖厂。

我转移话题：“这些黑仔是什么人？”

我大哥说：“他们还算不上黑社会，也就是一些烂仔。现在满城都是这些人，初中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又找不到工作，就只好成群结队在城里城外混了。像黄仔这件事，就是他们故意的。他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看见人来了，突然一横，你刹不住车，撞上了，他们就讹诈你，要一万块钱赔偿之类……他们还根本算不上黑社会，跟阿贵那样的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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