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样通过人与事的变动来确定时间坐标。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小学五年级毕业。我毕业考试的成绩不佳，语文和数学加起来刚好九十九分。我父亲对这个分数并不感到惊讶，而是简简单单地说，九十九好，是十位数中最大的数字。在我个人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我即将以语文和数学两门考试加起来刚好九十九分的成绩升上初中了。

当时我大姐刚刚高中毕业，在河唇副食品商店工作。她走了后门，向河唇初级中学交了一笔钱，让我读了初中。于是，我就进入了初一〈4〉班。四班里全都是差等生，靠各种关系混进来。在这个班里，我的成绩竟然还算中等偏上，很多同学两门课的分数加起来甚至还不到五十分。这样，我作为一名相当优秀的差等生，受到了班主任罗玉斌老师的赏识。罗老师刚刚从雷州师范学校毕业，还有些自命不凡，很想干出一番成绩。他感到在我们河唇初级中学里有这种条件。我们河唇初级中学的老师大多数都是野路子出身，来路不明。教英文的刚刚认全二十六个字母，语文老师常常念错别字，数学老师一问三不知连勾股定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像罗玉斌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人才，理应该受到重用，应该让他去担任尖子生班初一〈1〉的班主任。但是学校恰恰分配他来做我们的班主任，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说实在的，别说刚刚毕业的罗玉斌老师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教师，对我们这些差等生都会深感头痛。

我们是差等生，但是并非生下来就想让别人头痛的。老师们对我们头痛，我们一点都不反对，甚至还自鸣得意。我们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以便让老师们更加头痛难忍。

我本人也是这样。我反正已经破罐破摔了，正准备将自己摔成粉末，然后从初中毕业。没有想到罗玉斌老师竟然对我青眼有加，这让我受宠若惊。

罗玉斌老师的专业是数学，而我本人自小就害怕数学。我在班上叠叠纸飞机可以，解方程式却相当头痛。来到河唇初级中学上学，是我走出比蝌蚪还小十倍的坡脊，接触新鲜事物的第一步。我的成绩不好不坏，手工能力极其一般，在班上不引人注目。我叠的纸飞机总是有问题，不能像我的同桌王戈叠的那样，能够在教室的空中姿势优美地飞翔。我叠的纸飞机往往是一头冲上半空，又一头倒栽葱掉下来。我跟人的交际能力一般，但是爱凑热闹；我喜欢胡闹，但也没有达到非作歹的地步。我暗恋有马尾巴辫的女同学张春芳，却连在她的后背上涂粉笔灰的胆量都没有。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男子汉，我不得不壮着胆子去招惹张春芳。但张春芳能够进入我们四班，也不是好惹的。

有一次，张春芳转身走到我的跟前，甜甜地叫了一声：钟文理。我受宠若惊，正不知道云里雾里，她就一脚把我踹倒在座位上，头也不回，趾高气扬地走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张春芳在班上有一伙女同学死党，凡是遇到要欺负男生这种事情，就一块上。她们比较团结，因此很有战斗力，一般男生都怕她们，甚至还想讨好她们。我们男生总是窝里斗，小小年纪就对当告密者做叛徒很有心得。

我还暗暗跟一个名叫吴婉清的女同学较劲，比赛做好人好事。我总是想早早来教室里，把教室打扫干净然，后装得若无其事，以便得到罗玉斌老师的表扬。但是我每次兴冲冲地冲入教室时，都发现教室已经被吴婉清同学打扫干净了。无论我起得多早，吴婉清同学都会赶在我的前面。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样也很失败。在那个阶段，我一直企图突破个人能力的局限，但是我发现自己连一个女同学都比不上。于是我渐渐地有些心灰意懒。就像是一只穿山甲，当着大家的面，就地一掘，挖了一个洞土遁了。我年纪还小，我意志不坚定，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革命还有高潮和低潮呢？在这个时候，我极其需要一个人生道路的引路人，来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我总是遭到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打击。长此以往，我的最终发展方向就是一个小混混，最多变成一个混迹街头的小流氓。

就在这时候，我们在初中二年级时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叫吴卓寿，脸扁扁的，眼睛大大的，脑子极其活跃，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新点子。我念初一时，吴老师曾经辞职去当司机。他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好像也是东风牌的，到处给人运东西。这点他跟我八叔颇为相似。这样干了不到半年，似乎没有发什么大财，他又回到我们河唇初级中学，继续当语文老师。吴老师语文都教了我们什么，现在我全部都忘记了。关于吴老师的全部记忆，现在仅仅留下了一句话。

有一天，吴老师说：“钟文理，要好好读书啊。”

我说：“做什么要好好读书？”

吴老师说：“读好书你才能考上大学啊。”

我说：“上大学有什么好处？”

吴老师说：“上大学你才能讨个大城市的姑娘做老婆，你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

我对吴老师的话记忆犹新。照吴老师这么说，我的一生注定要为我的下一代过上美好生活添砖加瓦作铺垫了，这让我感到十分不解。我们的革命先烈不是在很久以前就说，他们的奋斗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过上好日子的吗？为什么我们到头来还是为下一代铺路？

女同学吴宛清在初三毕业后嫁人了。我念高一时她生了一个女儿，我念高二时她生了一个儿子，我念高三时，她的肚子又大了。这样下去，吴宛清同学现在大概已经有十几个孩子了。

我念初一时，全国性的严打行动开始了。在龙平小学当过我的班主任的刘老师也被抓起来了。一提起刘老师，我就要想起“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经典名言，然后手腕轻轻地抽痛。不知道刘老师犯了什么罪。他也被剃了光头，五花大绑，跟其他一些脑袋都被剃得精光的人一起游街。刘老师的脸扭曲得很厉害，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游街完毕，他就消失了。关于他的传闻也很多。我大姐说他因为耍流氓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送到内蒙古去坐牢了。我大哥说他在游街之后，就拉到吃花生米了。

我感到最为触目惊心的事情还不是刘老师可能吃了花生米，而是粮站副站长江大脚也在五花大绑地游街。游完街，江大脚被直接拉到打靶场枪毙了。跟刘老师的传闻不同，刘老师被枪毙的说法多半是我大哥胡编乱造。江大脚不同，他被枪毙的事情是我父亲说的。

我父亲说，这个江大脚也够胖了。别人都打了一枪就“函家产”了，他却要三枪才断气，家属还得多花两粒子弹的钱。由此可见，江大脚的肥胖程度跟我们钟氏家族最有名的人物钟德生仅有两粒子弹的差距。可是钟德生当年是万恶的反动派，江大脚却是我们新社会的粮站副站长，生在红旗下，长在米缸里，他怎么能够也这么胖呢？当年人民政府让钟德生吃了五粒花生米，钟德生这才彻底地“函家产”；江大脚也吃了三粒花生米，就有些太不应该了。

我父亲喜欢用“函家产”来表达很多意思。在这里，“函家产”意义相当于“死翘翘”。既然江大脚这么肥胖，这么腐败，大家都觉得枪毙他很有道理。我们甚至认为，以后枪毙像江大脚这样的坏蛋，应该改用大炮。就算比钟德生胖五倍，打他一发炮弹，肯定也够了。

江大脚因为贪污受到严惩，我父亲感到有些惋惜。我父亲说，在平时，江大脚倒卖国家粮食，最多判个三五年。贪污四千块钱到不了枪毙的罪，但是正在搞“严打”，你撞在枪口上，就只好怪自己短命了。

这时候，有关我八叔的消息也源源不断地传来。好消息坏消息结伴而至，简直多如牛毛。

有人说我八叔在外边发了大财，整天大鱼大肉地吃喝玩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消息说我八叔已经在严打中被逮起来了。大家传说，我八叔被公安逮起来了，关在牢里，公开审判，五花大绑游街，头发被剃得精光。我八叔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这种表情跟我们的生活格格不入。我们认为，拥有这种表情的人都是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放火犯反党犯反革命犯。我们对他们是又怕又恨，避之唯恐不及。所有这些人被游完街，就被五花大绑地押送打靶场吃花生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