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在坡脊，我们家基本垄断了豆制品的经营。为了扩大经营，我父亲又开发出香甜滑糯的豆腐脑。一般人都用石膏点豆腐，最多用卤水，而我父亲则研制了独特的秘技，用一种类似水草的凉粉草草胶，配以上等的地瓜淀粉来点豆腐脑。豆腐脑和豆腐不同，口感和质感相差很大。我父亲只有在赶集日才做豆腐脑。他做豆腐脑永远只是一缸，卖完就收摊。他的豆腐脑一直到见底，也没有渗豆腐水，就是这点比较神奇。我们家的豆腐脑面前，永远都排着长队，这使我父亲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使他觉得自己有资本批评我八叔的不务正业。

由于我父亲的生意实在红火，我大伯也不得不从我父亲这里进货。我大伯拥有一副像镰刀一样锋利的嘴巴，他的砍价能力独步商林，我父亲最后总是以成本价把豆腐和豆芽卖给他。

商业的潮流在我们这个巴掌大的小镇上渐渐蔓延。

现在，加上我八婶，我们坡脊镇有三家饭店了。我八婶的规模最小，但是最干净，价码最实在，菜盘也最大，所以她的生意不错。有些人来我八婶的饭店，纯粹就是想看看我八婶。我八婶虽然已经不再像天鹅一样高傲，不像马蹄爽一样水嫩，声音不再像夜莺一样甜美，但是她毕竟出生在城里，受过教育，天生优雅，怎么看怎么跟我们这里的土鳖不一样。

我八婶慢慢地有了一些固定的客人，节省一点，饭店的收入能够满足她一家的日常开销了。我八婶炖的骨头汤货真价实，骨头汤飘出来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

街尾姜红卫家的麻绳生意也日益红火，给人的感觉是现在上吊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们家旁边开了一家天天红缝纫店。普天下的衣服，只要你想得到的样式，他们都能做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想像能力，我们假装想出来的样式，其实早就存在，早就十分老土了。我大姐在河唇副食品商店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比我们多的新鲜事物，但她想出来的衣服样式，也来源于挂历和裁缝书。我大姐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样式根本就难不倒他们。缝纫店里的李师傅拥有四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每台缝纫机面前坐着一名手轻脚快、明眸善睐的姑娘。她们踏缝纫机的动作极其熟练，缝纫机的声音亲切悦耳，听起来像音乐一样。李师傅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根软尺，一头长一头短，显得很有风度。他左手挥舞着白色的木尺，右手拥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大剪刀。在我们小孩子看来，这个大师傅就像河马一样古怪。他在我们的身上摸来捏去，量量脑袋量量胸脯和屁股，在布料上写下一堆神秘的数字，眨眼间工夫就做了出令我们无比满意，挑不出一丝毛病的衣服和裤子。

我天性保守，习惯了穿开裆裤后死活不肯穿死裆裤，习惯了松紧裤之后，死活拒绝前面有三粒纽扣洞眼的西裤。我对纽扣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谢拉链，拉链让我终于能够比较自如地接受西裤了。

在我们家还没有搬迁之前，每次过年，我们的新衣裳都由这个缝纫店裁剪。我们整个镇子的小孩都被天天红缝纫店打扮成时髦的模样，我们连说话举止都有着某种崭新的变化。我们时髦得庸俗、土气，时髦得神气活现、欢天喜地。

衣裳仅是变化一种，我们镇子最让人惊喜的事情，是粮站购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就抓紧时间去粮站占地方看电视。

《霍元甲》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连续剧里的主题歌在我们小镇上家喻户晓。后来我才知道，《霍元甲》的主题歌岂止在我们坡脊交口相诵？这首主题歌在全国都是耳熟能详！其他地方的人们听不懂广东话，但这不妨碍他们喜欢这首歌，不妨碍他们喜欢香港。他们模仿的发音怪腔怪调，他们唱起歌来摇头晃脑。由此可见，流行文化一但进入我们的生活，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善变的心灵。而这一切都是电视给我们带来的，电视就是我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除了《霍元甲》之外，我们还观看了《排球女将》、《海啸》、《血疑》，观看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电视连续剧。而以前，除了《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之外，我们看到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以前要隔很久才会放一次电影。听说要放电影了，我们这些勤快的孩子连午饭还没有吃完，就心急火燎地赶往车站旁边，在那块专门用来放电影的小广场上占位置。夏日炎炎似火烧，我们的兴趣比天高。我们家孩子多，可以轮流值班，这才避免晒成咸菜干。

有了电视，我们终于可以天天看电影，天天过节了。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当中最为难忘。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我的少年时代之所以闪闪发光，可以在那个由长长的黯淡记忆构成主线的小镇上现出靓丽的色泽，一切都跟电视有关。

电视改变了我们整个小镇的记忆方式。

对于我们家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在粮站购买电视一年之后。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们的脖子都拉长了。我们像长颈鹿一样，在门里门外溜达，盼望着乘车从河唇公社回来的大姐。我大姐将会给我们带回来翘首以盼的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大姐给我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电视机，还有在我们小镇上独一无二的收录机。这件事情在我们坡脊镇产生了近乎地震般的轰动效应。我们家的电视机是除了粮站之外的第二台电视机，作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家用电器，这台电视机可谓是珍贵无比。这台十四寸的东宝牌黑白电视机当时价值六百多文钱，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当时的六百多文钱，按照生活水平和实际的购买力折算，等于现在的两万多文。在当时，就是这么昂贵的电视机，普通老百姓还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到。我大姐托了很多人，求爷爷告奶奶，弄到了一张购机证。她在县城排了一整天的队，才拿到一台。

这台价值连城的电视机给我们家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它所引起的轰动，在我们坡脊方圆几十里地经久不息。我们还没有作出正式的邀请，人们自己就带着凳子椅子，长途跋涉来我们家观看电视了。我们敞开大门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我们慷慨大方，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最有利的位置已经被我们和我们的关系户占领，后来者只能远远地排在外面。最后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电视，只能瞥见闪动的光线，听见一些含混的声音。这样他们也很满足了。他们很安分，他们很知足，他们会不断地询问前面的人又怎么怎么了。前面的人回答说已经怎么怎么了，大家都很高兴。在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的看电视时间，都是一场热闹的聚会。这种聚会打破了我们生活中近乎恒久不变的黑暗的夜晚，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亮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党，虽然张春红和姜红卫对我百般取媚，但是我只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张春芳。

周末从河唇初级中学回来，看电视是一种令人激动的事情。

我说：“还踹我吗？”

张春芳温柔地说：“不踹了，我怎么会踹你呢？”

上学之后，张春芳继续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