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婶说：“就你这点小心眼，你就是地里的青蛙，永远都比不上人家。”

我八婶没有说出“姜援朝”的名字，以免我八叔听了神经受到刺激。我八婶很懂得怎么适度地敲打我八叔。但是我父亲就不行了。我父亲说他乱花钱，把他惹恼了。

我八叔牛皮烘烘地说：“我有钱，我愿意。”

我父亲说：“你有钱？笑话！收这么一堆破铜烂铁，倒几个小钱还算有钱？你见过大钱长什么样？你知道钱是男是女吗？”

我八婶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脸上很正常，似乎还有一丝隐隐的笑意。

我八叔的脸快要挂不住了：“我怎么不知道？”

“那好……”我父亲说，“我问你，一百万文钱有几斤重？”

我父亲的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那些吃饱喝足、像死狗一样懒洋洋地靠在一边的大叔大伯大婶大妈们，本来正在精婺八极神游万里，舒舒服服地反刍。听到我父亲的问题，他们全都浑身一抖，睁大眼睛，看着我父亲。钱都是数的，没听说过谁论斤论两。

张运来一双被烧酒浇红了的眼睛瞪得比牛眼、不！比大象眼还大，咋咋呼呼地大呼小叫：“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有一一一百万文钱？”

大叔大伯大婶大妈们一起重复张运来的叠字：“谁谁谁有一一一百万文钱？！”

我父亲正眼没理他们，双眼放出我们看不见的光芒，直逼我八叔：“几斤重？”

我八叔被我父亲的这个问题问得怒火中烧：“四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父亲问：“几斤重？”

张运来冒冒失失地插嘴：“什么几斤重？”

税务所的老妈子搡了他一把：“闭上你的臭嘴！”

大家说：“张运来，闭上你的臭嘴！”

张运来闭上自己的臭嘴。

我父亲问：“几斤重？”

沉默了将近一顿烟的工夫，我八叔也没有回答。

我八叔眼都红了。我八叔感到很委屈，也很绝望。我八叔请大家来大吃大喝，不想让自己丢丑。没有想到，我父亲连下台阶都没有给他留。

我八叔气狠狠地说：“总有一天我会揾到一百万文钱！”

还没等我父亲说话，税务所老妈子就急吼吼地插嘴了：“那不可能，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粮站副站长江大脚是个胖子，肥胖得像刚刚被我们宰了下锅的大肥猪。因为长了一身可疑的肥肉，大家都叫他还乡团。江大脚是个真正的坏蛋，他就像是大老鼠一样，天天钻在粮仓里大吃大喝。他像唱双簧的一样跟老妈子一唱一和，说：“只有南霸天才有那么多钱！”

张运来为了表明自己并非孤陋寡闻之辈，也插了嘴：“还有恶霸地主刘文采！”

夏蒸锅说：“恶霸地主刘文采的钱再多也不如信用社的钱多！”

信用社里那个脚趾头都比我们手指头还长，脚趾头数钱都比我们手指头还灵活的跳马猴很谦虚地摇摇头：“我们也没有一百万文钱……”

张运来自作主张地总结说：“所以，谁也不知道一百万文钱有几斤重！”

大家一起望着我父亲。

我父亲轻蔑地笑了笑，一句话轻轻飘飘地从他的嘴巴里飘出来：“坐井观天！”

听了我父亲的这句话，所有人都变得沉默寡言了。大家都拿眼睛看着我八叔，眼睛里满是企盼的色彩。大家都希望刚刚在我们大家面前竖立了威信的我八叔能够出奇制胜，一举击溃我父亲，彻底打击我父亲嚣张的气焰。但是我八叔也一言不发。

我父亲的话击中了大家的命脉。我们都是青蛙，巴掌大的坡脊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长，还会老死在这里。只有那些永不停息的火车急速驶过时，才让我们感受到一星半点的外界信息。我们不企求除了坡脊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索求不多，心态平衡，自得其乐，简直到了无忧无虑的境界。我们这些屁大的孩子整日热衷于打架斗殴，热衷于怀揣着一把利刃深潜在一望无际的甘蔗林里，挑最好的甘蔗中段一刀切断，大口嚼食。甘蔗林里有很多小动物，身材肥大动作灵活的老鼠自不用说，野兔，猫狸，穿山甲，蜥蜴，毒蛇，蛤蟆和长着翅膀动不动就窜上天空的各种飞鸟，这些动物，外加上面说过的那些大叔大伯大婶大妈们，加上镇上这条没有尽头的铁路，镇边这条流淌不息，在我们看来就跟唐代诗人笔下的长江一样浩瀚、一样令人悲从中来的小罗州江，也许还要加上我们的小学，加上另外一些我暂时没有想起来或者想起来了也不值一提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这些名字对于我们来说，遥远得就像是月球上慧坑。当我们这些小伙伴谈论起天安门，谈论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谈论起毛主席爷爷居住的仙境一样的中南海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抬头望星空。月亮升起时，我们就遥看明月挂中天，仿佛毛主席爷爷就是在月亮上领导我们向前进的一样。我们遥望月亮的姿态，可想而知，就像张衡地动仪下面张大嘴巴的青铜蛤蟆一般。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被我们称之为纸老虎的美帝国主义已经派人登上了月球。我们知道的话，肯定会悲从中来。

我们心中燃烧着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心中莫名其妙地积蓄起来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一定会迫使我们把在夜里习惯地仰起来的脑袋低垂下来，我们一定会悲痛绝伦但是毅然决然地唾弃千百年来被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诗人、作家歌颂过无数遍的月亮。我们要是真的知道美帝国主义已经派人登上了月球，那么在月色溶溶的夜晚，我们甚至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再呆在大榕树下，不再仰望月亮。我们一定会养成看着自己的脚趾尖走路的习惯。我们唾弃月亮，一定会像我们批斗“地富反坏右”一样坚决。好在当时我们不知道美国已经登上月球了。有时候无知是一件好事，不知道这件惊人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继续仰起我们的脑袋，眺望夜晚中的月亮，把我们并不秘密的心愿寄托给天上这些遥远的事物。

我们本来就是井底之蛙。在这些井底之蛙之中，我八叔据说去过北京，但是无凭无据；最有权威的是我父亲。我父亲不仅去过北京，去过上海，去过广州，还在广州的剧院里观看过粤剧皇后红线女的演出。红线女名字很有诗意、歌声有如天籁，只有中央委员一级的大干部才有机会天天看到她的演出。我父亲二十多年之后，还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说，红线女怎么怎么地厉害，抗美援朝时，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如此，我父亲还可能曾经跨过江出过国，抗过美援过朝；到过广西十万大山和灵山，钻过山洞剿过匪，还亲眼目睹土匪神枪手的一颗长着四条小腿的子弹在森林中绕来绕去，准确地咬上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耳朵一口。他还曾经把地委副书记张民德骑在跨下狠狠地揍了一顿……所有这些，就是我父亲能够斥责我们大家坐井观天的资本。

信用社的跳马猴很谦虚地看着我父亲，问道：“钟书记，那你说一百万文钱有几斤重？”

我父亲转业后当过国营红光农场的党委书记，他不干了人们还这么称呼他。

我父亲没有理会跳马猴，而是看着我八叔：“你那几张银纸算老几？吃了三两豆腐就想成仙？”

说完，我父亲开始吸烟。被他的问题弄得很苦恼，张运来仍然在追着问：“钟书记，究竟几斤重？”

我父亲头也不回，轻描淡写地说：“急什么？你们有了一百万文钱不就知道了？”

大家面面相盱。

我父亲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捏着一撮熟烟丝，剩下的三个指头夹着水烟筒，姿势显得很优雅。他把大家弄得很苦恼，自己倒是若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