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10月以前和10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当时农民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是坚决而猛烈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改良风俗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工作。总括起来，湖南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当时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经济的斗争：一、减租；二、减息；三、减押；四、换租约；五、平粜、阻禁；六、取消“东家”一切超经济勒索，如田信鸡、送工等；七、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办农民银行，等等。

各县农民的经济斗争，一般是从平粜阻禁开始的。地主阶级把剥削来的谷米，囤积居奇，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各地农会就建立“平粜局”、“平粜委员会”，勒令地主按一般价格将谷米卖给农民。为了阻止土豪劣绅偷运谷米出境，规定谷米由本乡运往他乡，要有区农会的命令，由本区运往他区，要有县农会的命令。许多地方还组织了“民食维持会”，以乡为单位盘仓，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按计划采办军米，这样既解决了民食的困难，又保证了北伐军的军粮供应。

（二）政治的斗争：一、打倒土豪劣绅：算账，罚款，戴高帽子游乡，组织审判，把个别大土豪劣绅大张旗鼓地处以死刑（长沙枪毙余敕华大会到会两三万人）；二、打倒旧团保制，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三、反对苛捐杂税；四、参与县政权，农民协会力量大的县份，县政府差不多唯农民协会命令是从；五、解散团防局，夺取枪支；六、反抗不法军队；七、清剿土匪，等等。

随着农会势力的高涨，各地普遍建立了梭镖队，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战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1926年冬，仅湘乡一县就有梭镖10万支，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县，七八万支、五六万支不等。农民就靠夺取团防局的枪支，组织梭镖队，同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三）其他反封建斗争和农村建设方面的工作：禁赌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改良习俗的斗争；办学校、修路、筑塘坝等工作。这些工作使湖南农村的社会风气，一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以贫民、雇农为主的1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推动上千万农民群众，把乡村兜底翻过来了。在农民力量强大的地方，一切封建统治被打得粉碎，真是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民在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也都被卷入到这个变动中。

“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省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随后在12月召开的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对于平粜阻禁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限制，规定在保障当地民食需要的前提下，余谷准予流通，不限价格，并规定煮酒熬糖，非特殊情形不可禁止。当时区委（即省委）认为农村***现的一些问题，从农协角度检查，主要是由于成分不纯，混进不良分子所引起，因而在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了各地农协必要时可‘进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

大革命时期的党还是幼年的党，还缺乏领导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革命风暴的经验，还不懂得如何纠“左”防右，或纠右防“左”。正如当事人李维汉（大革命时期湖南区委即省委书记）说的：“1926年底和1927年初，当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迫切需要党从指导思想上划清正确和‘左’、右偏向的界限，注意争取中间势力，扩大联合战线，区分革命步骤，制定具体措施，引导革命走向正轨。区委并未做到这点，而在应该怎样看待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左’倾偏向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摇摆不定，在开始纠正群众运动‘左’的偏向时，又有过如洗会运动***现的失误。”

毛泽东出席全省农、工代表大会

为了进一步“铲除封建余孽，推倒军阀政治，巩固北伐后方，保障革命权力，实现本身需要”，并总结经验，交换各地情况，制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步骤，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这是当时轰动全省的一件大事。各地凡有工农革命组织的地方，都为这件事开了庆祝会。农民代表大会共到52县，二特别区的代表170人，代表有统计的会员130多万人。工人代表大会共到各地区工会及产业工会52处的代表175人，代表会员326万多人。

大会共开了26天。头几天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开会，听报告，随后分别开会，讨论议案。农民代表大会共议决了33个议案。有关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的问题都一一包括了。其中提案最多的是东佃问题、团防问题、土豪劣绅问题和农民武装自卫问题等。大会完全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经济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押（或废押），禁止高利贷，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重要提案；并特别强调农民力量统一集中的重要，建立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于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两个大会正式产生了全省农民和工人的领导机关，选出的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秘书长柳直荀、常务委员易礼容、柳直荀、谢觉哉、凌炳等。

在大会进行期间，各地代表纷纷提出对当地土豪劣绅和工贼的控诉，要求政府法办。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随即于1927年1月4日正式成立。各县特别法庭也同时正式成立，一般由农会、工会委员长、党部常委和县长负责组织。

大会进行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当时担任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的出席和作了两次重要讲话。由于同湖南革命运动的长期深厚关系，他在全省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当两个代表大会开幕时，听说他要到两湖一带来考察农民运动，大会就发了电报，请他亲来领导。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到长沙，消息传出后，代表们高兴极了，于是正式开了一个欢迎毛泽东的大会。当时的欢迎通告上说：“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在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工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

12月20日午后，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在教育会幻灯场欢迎毛泽东，开会时除工农代表300余人参加外，前来旁听他讲话的人很多，楼上都挤满了。据《大会日刊》的摘记，毛泽东那天主要讲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2月28日全省农工代表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典礼，再请毛泽东作了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据第二天《湖南民报》的记载，他在讲演中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严厉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现时的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

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必须与反革命作坚决斗争的观念和立场就更加明确了，大家觉得在工作方法和策略上有了更多的把握。

毛泽东在大会期间，听取了代表们关于各地农运情况的汇报，参加了大会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大会根据代表们的强烈要求，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卫武装，以及开展农村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开办农村教育，废除农村陋习等40个决议案，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又留下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亲自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全省农民、工人大会所作的几次讲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在农民问题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从中层以上社会到国民党左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地主豪绅们、国民党右派分子们、北伐军的反动军官们，以及一切不满农民翻身的先生们，向农民进行反革命的宣传攻势，造出了各种各样诬蔑农民运动的“理论”和谣言。

最初出现的“理论”是“农民快乐”论。如章士钊回到湖南后，曾在长沙发表演说，说他从欧洲走回中国，看见住在破茅屋中的农民，还是表现得很愉快，才知中国和西洋的精神根本不同，因而主张“以农立国”，大家回到农村去，“内乱自然平息”。这番“理论”这时就被许多人推而广之，说什么“农民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怡然自乐”；说什么“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唯农民之心最安乐”。还有人写信给《湖南通俗报》，说农民不苦，劝该报不要做宣传农民苦的文章。其他还有“农民无知”论，说农民只晓得“盲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随后出现的影响最大的反动宣传，便是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说农民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农民的“惰性表现”，是“提倡惰农主义”，因而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没有人敢公开说农民协会不能办，于是有些人似乎退一步，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实际上，当时的农会一般都掌握在贫雇农手中，是农民自己起来当家做主。而在地主、土豪劣绅眼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农民，当然都是“痞子”。

另外一种很毒辣的“理论”，便是“妨碍税收”、“影响北伐”论。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等叫得最厉害。彭当时任岳州关监督。他们说，湖南税收减少是由于农民运动“过火”了；“有钱人都逃到城里，逃到汉口、上海去了，赋税收不到”；“税收不旺，军饷无着，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这是想把一顶妨碍北伐的大帽子压在农民的头上。当时湖南财政困难，税收不旺，确是事实（从赵恒惕时代起从来如此）。但财政困难的实际原因，一是征收人员舞弊中饱，承包“公债”、“借款”的商绅，勒索摊派，贪污很大；二是财政不统一，如“客军”任意“借款”；三是战争影响，商业衰落。当时农民进行经济斗争的一个主要办法是“阻禁、平粜”，为的是保障民食，阻止地主富农的谷米出境，禁止他们囤积居奇，任意抬高谷价。反动派却借此大肆宣传，说农民“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

另外就是各种各样的造谣了。如1926年广东盛行一种谣言，说国民政府订了一个“共产章程”，叫做“三三三一制”，又一种是“四四二制”。即田里收获的谷子，三成归田主、三成归佃农、三成归党部、一成归农民协会，叫“三三三一制”；田主佃农各得四成、党部得两成，叫“四四二制”。此时这种“共产章程”——“三三三一制”、“四四二制”，也跑到湖南来了。还有谣言说，办农民协会是为了抽丁，“进了农会的都要当北伐军”。此外就是“共产共妻”、“裸体运动”之类，连上海、天津都流传着：“湖南已经共产了。”

反动派的这种宣传攻势是颇起作用的，很能获得中间阶层的同情。比如当时一般国民党“中派”分子就更加动摇起来，跟在反动派后面做应声虫，说农民只应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只应出力），不应有本身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不应在农村中实行阶级斗争；说农民运动可以发展，但不应有“越轨”的行动，不应“胡闹”；说农民“无知识”，农民运动是受人利用；甚至有的人跟着喊农民运动是“土匪运动”，要“取缔农民运动”，“至少要限制农民运动”了。

中国共产党湖南各地的组织当时同这些反动宣传作了许多斗争。在宣传工作方面，除开在《湖南民报》、《湖南通俗报》等大量刊登农运情况、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通讯等外，差不多每一期的《战士》（省委机关刊）上都登有驳斥这些谬论、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各种活动的文章。1927年3月初并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问题论文集》的小册子。3月5日出版的《战士》开始连续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反动派的各种反革命宣传作了最彻底的清算。

除了在城市中集中进行反动宣传外，地主反动派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到处对农民进行各种各样凶残的进攻和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