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一中西文化比较的见解是极其精湛的。这也可能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杨昌济认为中国自古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有治人之学（政治学），而独缺治物之学（指自然科学），因此物质文明不发达。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同，中西方整个文化结构不一样。如关于自然，中国古代只有一部《尔雅》。中国的类书同西方的百科全书一比，截然相异。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中国以皇帝为纲，大一统的政治社会体系，历史纲常伦理占绝大篇幅，是伦理中心主义，最后才有一点器物、舟车、虫鱼、方术（治病）之类。西方则自然与人生分开：天文、几何、算术、物理、植物、动物、解剖、生理、心理，而后法、政府、国家管理、伦理等，越编越丰富。从分类说，中国没有层次，主题并列。类书中无植物、矿物、动物概括区别，五谷与玛瑙、玉器并列，蝗虫与旱、贼同属“灾异”。西方百科全书为私人编著，从中可见科学进步轨迹；中国为语录式（如出自《尔雅》），官修、饬修、御览（如《初学记》）。中国自古应用技术虽发达，但强调意会、师传，缺乏量的精确观念，没有几何学，不能产生科学理论。伽利略从物体落地算加速度，牛顿从物落追索月球运动。中国则讲天、地、人道，追求阴阳大概念；有政治，无政治学；有法，无法学。总之，中西文化是两种体系：中国从人生到自然，西方则从自然到人生，从而影响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眼光总是向上，而不向下：仰古圣先贤，轻凡夫俗子，技艺末流不在眼界之内。以至经济服从政治，权势当做权威，“非礼勿听”，“正宗正统”，容易推行个人迷信，专制独裁土壤特别深厚。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信件来看，萧子升可说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早期最接近的好友。1918年，他们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又共同发起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留法10多个会员讨论学会的根本方向——以何种手段改造中国与世界时，萧子升跟同在法国的蔡和森等多数会员和在国内的毛泽东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萧子升不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主张“温和的革命”，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大部分会员逐渐成为共产党员时，他终于分道扬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还一度当过国民政府的农矿部次长。20世纪30年代初再去法国，以后便长期侨居国外，直到1976年在乌拉圭去世。1959年，他应林语堂之约，写了一本同毛泽东青年时代交往的回忆录。由于记忆不确切，或故意回避，或虚夸其词，书中不实之处甚多，但如细加分析甄别，仍不失为了解他们当年友好交往的第一手资料。上面所引萧子升本人的回忆即出自此书。由于政治上的分野，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于萧子升的评价就只有全盘否定了。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给萧子升信中谈到热心求友之举：“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己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年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也谈到这件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1915年，毛泽东22岁了，他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胜友，以求学业广博，报效国家。这时正是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准备元旦登基做皇帝之时。于是在9月中旬，有此非凡之举：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画），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他回忆说：“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最后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启事”寄发长沙一些有名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省立女师校方接到这封信曾发生误会，后来经过通讯处（一师附小陈昌转，陈昌是二班学生，正在附小当教员）打听，才知原委，了解到“二十八画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应者五六人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他们都是长郡联立中学的学生。同李立三只交谈过一次，没有深交。据罗章龙回忆说，他到第一中学访友，见到墙上贴有这个“启事”：

“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一日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原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此处注解说：“斯诺著《西行漫记》内称毛自述：‘征友初得三个半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据所知其中一个为湘阴黄焕，即黄铭功老师的侄子，亦联中学生，体弱多病，早逝了。所谓半个人指李隆郅（李立三）。后邹彝鼎提到此事云：按通俗解释，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半个是残缺不全的意思，含有贬义。但按古典，此语亦有所本。昔苻坚谓仆射权翼日：‘吾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耳。’翼问：‘谁耶？’坚日：‘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见《高僧传》）之后，罗章龙与毛泽东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常漫步市郊各名胜处，也到板仓杨寓晤谈。两人都能诗，有过唱和。一次，还一同步行去韶山，在茶店休息，毛泽东还帮助老农熟练地打草鞋。罗章龙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方做工运工作。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同毛泽东夫妇、蔡和森夫妇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罗章龙还曾同毛泽东一起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1931年四中全会后，两位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就分了手，没有再见过面了。

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在闭塞的乡村没有机会接触到报纸，毛泽东一到长沙，就被报纸吸引住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是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办的《民立报》。这是清末鼓吹革命的著名报刊之一。在这上面，他看到了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湖南人黄兴领导的这一次起义有七十二位烈士殉难，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毛泽东激动不已。

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学投军，一个月的饷银是7元，伙食用去2元，再除去一些别的开销，剩下的钱就都用来订阅报纸。回忆这段生活时，他对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从此，读报如同读书一样，成为他一生的嗜好。“不读书，不看报”，后来成了他责备某个很不惬意的部属的特定用语。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中有一张《湘江日报》，常议论“社会主义”，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这引起了他很大兴趣，于是同一些同学和士兵讨论起社会主义来。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谈到地理科时，主张以地图为中心，同时还和报章杂志联系了起来。信中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从读报要看地图，进而着重地理之学，这大概也是促使他《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大书的原因。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

“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周世钊所谈确是可靠的信史。当时长沙出版的几家报纸，毛泽东也都是仔细的，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写到这一情况：“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按：湖南人办的民间报纸）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同学萧植藩（萧三）回忆说：

“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里说的“二十一条”，是指日本政府为了独占中国提出的一项无理要求。日本政府看到当时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顾及亚洲事务，同时袁世凯正准备称帝，需要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日政府以为要挟中国的时机已到，于是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共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日本在山东、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把已有日资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合办军械厂；给予日本一些铁路的建造权、一些矿山的投资优先权，等等。总之，这简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日本几乎把中国看成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同时也害怕让步太多会激起国人的反对，因此谈判的进展很慢。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以为奇耻大辱。第一师范学校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后面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在封面上，毛泽东写下了四句题词，表示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6月25日，他寄了一本给友人湘生，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教育部任教科书编纂处负责人。由于筹安会为首者乃湖南湘潭人杨度，毛泽东担心黎锦熙受杨度的笼络，于11月9日写信给黎锦熙，信中以史迹为鉴，剀切陈词：“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后来得黎锦熙的复信，知道原委后，于1916年12月9日复信道歉：“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盘踞湖南以制两广，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枢纽。十多年中，南北军队来来去去，湖南战祸兵灾几无宁日，学校常成为驻兵之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多次蹂躏。这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局势，自然使他更加关心时事、议论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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