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说的，就是这《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惠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曾国藩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辞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于清朝大儒，特宗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除开师法这些人物外，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也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渐悔。”

王船山的学说大彰于世，同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分不开。此事是在同太平天国紧张作战中进行的，始于攻克安庆之后，成于攻克南京的第二年。曾国藩本人曾仔细校阅了当时刊刻的320卷中的三分之一多。金陵版《船山遗书》以空前规模问世，传遍海内，从此船山学说风行全国，在湖南传播尤广，对戊戌变法及以后爱国志士的反清救国运动影响至大。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都是服膺船山学术和景仰其人的。曾国藩同当时重视船山遗书的人士一样，用力最勤的是《读通鉴论》、《宋论》等，因其中史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多有关经邦治国、用兵作战，还包括如何绥靖农民起义的论述。

曾国藩在同太平军作战时，用心研读《遗书》两论，联系自身处境，从中寻找借鉴。船山说过：“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所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曾国藩同样认为：“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推崇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

曾国藩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为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同前书，第367页）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第382页）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第527页）

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第662页）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犟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有曾氏影响。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第1328页）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这些当做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曾文正公家书》。《讲堂录》里还注意到了曾国藩的日记。例如庚申九月日记：“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泽东在这些话的下面作了一点发挥：“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仲淹和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认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认为治学有义理、辞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有光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两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文影响清代300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作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书则道统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泽东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恺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说的是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还不如他的部将。事实也正是如此。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谷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