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特别重视哲学的研究。认为哲学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其根本任务在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源也。”由于老师的引导，这种服务于时代需要的哲学研究，在学生中影响自深；毛泽东更认真究心于哲学，是在一师后期读《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之后。

其二是强调立志和抱负，以及道德实践。《论语类钞》是杨昌济自编的修身讲义，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譬如“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条，就对学生们这样讲道：

“道德教育，在于锻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道德实践乃终身之事。“近世伦理学家言，谓有道德之人，与长于技艺之人有别。彼善于绘画者，虽终岁不执笔，无害其为美术家。然若士人修身，一旦懈于为善，则立失其为善人君子之资格。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古人云盖棺论定，诚恐平生行善，至衰老而改行，则终不得为完人也。”

对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杨先生下了许多的工夫。譬如对儒家三纲之说的非难，他除推崇王船山“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的重个人独立精神以外，特别看重谭嗣同《仁学》对这方面的批判。“后读其《仁学》，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他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即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因此在一个时候，研读《仁学》和船山学说，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杨先生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更是不遗余力的。《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就订了几份，分送给各班的优秀学生，毛泽东就是受赠的一个；另外还有些学生订了这份杂志。他自己也为《新青年》撰文，并且介绍毛泽东的文章给该刊发表。

杨昌济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他常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

其三是读书治学的方法。杨昌济的著作《达化斋读书录》，现在没有找到，因而不可能更系统地了解他这方面的心得。他的《达化斋日记》，在他去世后不久由友人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部分。它虽以《日记》为名，其实记日常起居少，记读书活动多，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方法是着重博与精两方面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字，可以总括这两方面的特点。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读书之博之勤，专心钻研问题的精神，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也都是师法杨昌济的。

在学习外国方面，杨昌济虽然在日本和欧洲留学10年，却根本不同于当时许多盲目崇拜西洋、东洋的留学生，而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国情。他认为只有深通中学之人出国考察，方有所成；既要输入西学，也要输出中学。《劝学篇》中有这样精辟的见解：“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法，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学习外国，必须结合国情，具有批判的精神，这不仅在当时以及长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容易各执一端的问题；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也是一个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是接受了老师这一思想的。1920年勤工俭学的热潮中，毛泽东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暂不出国去。”因为他认为，“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在五四前夜，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除开李大钊、鲁迅等个别例外，具有这种辩证思想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杨昌济最反对盲从，主张凡事要善于分析批判。他服膺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他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不同意将两者说成是一个东西；他认为汉学家考据之学“尚实证”很好，“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学而不求实证于事物”（《达化斋日记》），则是片面性；他拥护进化论，赞成生存竞争的学说，但认为人类应“合群为教”，不能光讲生存竞争；对西方的机械唯物论、经验论、唯理论等哲学派别，他都持批判态度。这种治学方法给弟子们影响很大，一开始就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其四是讲究实践，做事要有毅力、深谋远虑；生活要严谨与刻苦。这些，更是杨先生最令人敬服的地方。他讲修身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并且举达尔文著《进化论》、斯宾塞著《道德原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工夫为例，来说明毅力的重要。

关于办事，杨昌济主张：“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至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凡办事有一定之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他讲解这些主张时，举出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由于事先缺乏宣传，而孤行己意；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

杨昌济倡导手工课。当时在他的影响下，学校的手工教室规模宏大，设备齐全，有金工、木工、石膏等科目。他主张普及教育，赞助学生办夜学。其他如言行方面：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吸烟、不涉狎邪等；生活锻炼方面：做事勤恳，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这一切，无不躬行实践，对学生们有深刻的影响，大家都争相效法。

由于《杨昌济文集》的出版，使人们对这位有过重大影响的一代师表，有更多的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他作较全面的介绍，从而更多了解早年毛泽东在师承方面的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他“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1892年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句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乡试（考举人）未中，即弃科举。1895年至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嗣同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有6年，复至英国留居3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9月。”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种，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同时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又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同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朋友的死，使他更加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恺想延揽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绝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类课程，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做终身的事业来做，从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如1914年7月5日：“长沙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城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