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益阳城，一路谈笑，走了几天，到了沅江。这一路上，他们讨论的题目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关系问题。毛泽东最反对金钱权力，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公开做坏事。萧子升认为权力是坏东西，权力是一把刀，政治权力混夹着种种罪恶之源。毛反对将政治权力看成一把刀，组织国家必须靠政治权力。然后又谈到人类行为准则，萧援引孔孟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毛则相信管仲之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孔子却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后两人又争论道德问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萧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毛认为道德不能解决饥饿问题。

沅江这时正涨西水（长江上游涨水，抬高了洞庭湖区水位，叫涨西水），县城周围全给水浸了，街道上也是水。毛泽东和萧子升于是放弃了继续漫游的计划，搭乘河船，径直返回长沙来。在船上他们总结了一下此行观感，觉得身无一文，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叫花子生活不致有饿死之虞。但是挨饿究竟不是滋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萧子升说，肚子饿时手脚都没劲。毛泽东说，一路看到许多势利小人，都是些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乞丐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

离船上岸，返校途中，他们在西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雨伞搭在肩上，背负包袱。

在《早年毛泽东》一书中，笔者曾简要写到这次“行乞旅游”。根据当年第一师范老同学的回忆，还记有这样一段话：“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言语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就说明了书香子弟与农家子弟的不同本色。

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这八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一种亲昵的赞誉。

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平时周末或假日，他总是和同学、好友们到市郊爬山或游览名胜古迹。据蔡畅的回忆，1918年夏初，毛泽东还同蔡和森到洞庭湖边一些地方，做了半个月的漫游。

“野蛮其体魄”

除开醉心学术研究、关心时事、向社会学习等之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体格锻炼，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与“体力”全面发展。在这方面，他的刻苦实践的精神，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自古重文轻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理论和实际。辛亥革命以后的学校教育，仍旧是不重视体育的，一师也不例外：体育被视为“杂科”的末等、配享的东西，学校当局对此不闻不问。毛泽东当时指责这种情况道：“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不仅在于养生，还在于卫国。他对同学和朋友们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关于身心的锻炼，有位老同学还记得他打过这样生动的比喻：要学树木同风雪作斗争，而不要学花草向风雪屈服。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他强调“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谈到古代人物，他称赞孔子的重视体育，“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而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这些人，虽然有才华，却短了命；身之不存，德与智也就毁了。他很推崇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特别赞赏颜习斋“文武缺一岂道乎”的思想；认为顾炎武老年还能漫游天下，很值得师法。

毛重视体育，同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关。他有两个哥哥都是早夭的，12岁时，他害过一场大病，人很瘦弱，于是注意锻炼身体，向同伴们学游泳。后来参加了两年多田间劳动，身体才逐渐结实起来。杨昌济是一位重视全面发展的教育家，主张身心要同样锻炼，常讲这个道理：一个人没有强壮的身体，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缺乏抵抗力和坚忍性，学问、事业的成就都会大受影响。他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废止朝食和静坐三种健身方法。在这方面，毛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极力向杨先生学习的。

对于学校体育课程的不务实际，徒重形式，讲究铺张，课外活动也只是训练那批应付比赛的“选手队”，毛是很不赞成的。他觉得短时间机械式的体操，走几下步子，操几下木棒、哑铃，并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1917年，学校每日实行上午两堂课后的十分钟课间操，操法过于死板，同学们都不大愿意参加。那一年死了七个同学。学友会主办追悼会的时候，他撰了一首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课间操！”这是对徒具形式的课间操、也是对学校不重视体育的一个讽刺，挽联不过是借题发挥，他曾为此对学校当局作过多次批评。这个教训引起了全校师生的重视。以后校方就让毛泽东主持的学友会开展课外运动，同时注意了卫生条件的改善。同学们也都更注重身体的有效锻炼了，因此第一师范学生的运动水平一天天提高；在1917年的全省运动会中，一师选手得奖的达六七十人。

关于锻炼体格的方法，毛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要有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要不间断，运动时要全神贯注。第二，要有霸蛮精神，以培养毅力和勇敢；“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第三，运动方法宜少，宜简单易行，时间不要过久。杨昌济因好宋儒朱陆之说，提倡静坐之法，以锻炼身心，蔡和森、张昆弟等，一时也很受影响，纷纷行静坐法（蔡和森的母亲也是热心的实行者）；但是，毛很不赞成。当时有一个习静坐几十年的人，著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的书。“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他认为“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间久了，就可以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果随意自贱，也会变弱的。这件事也可说明，就是对于最崇敬的人，他也是不苟同的。

毛泽东在同学们中不单是重视体育的宣传者，而且是热心的实行者。他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的动作，使全身能获得平衡运动。他每天早起、睡前各做一次“六段运动”；下课后也常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做两三段；有时读书、写字坐久了，也伸足、捶胸脯、转头项，以振奋精神；有时半夜醒来，也跑到室外天井中去做运动。他最喜好的锻炼体格的方法，还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冷水浴。他每天天亮前就来到井边，脱去衣服，用吊桶打上水来，通身淋湿，淋一阵，擦一阵，直到全身擦红发热为止。穿好衣服后，还要做几节运动。他曾经约集一批同学，实行这种锻炼方法。有的人做一阵，歇一阵；有的人天气太冷时就不能坚持了。从实行之日起，一直到毕业，历时四年，他一直坚持下来，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他还实行一种常人很难做到的锻炼，即在下雨、下雪和寒风刺骨的时候，赤着上身，在学校的后山跑动、摩擦。因此同学们把这叫做雨浴、风浴、雪浴。有次学校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大家都争着跑回屋内，只有他毫不在乎，候大家走尽，才回教室，全身都湿透了。第二是游泳，这是他自幼喜爱的运动。夏季每天课后，一师的学生常成群结队到湘江或附近的南湖港去游泳。据《一师校志》载，1917年毛主持学友会时，参加“游泳部”活动的同学达80多人。他和他的朋友蔡和森等不同于其他人的，就是到了秋凉的时候，他们还敢在湘江中游泳。暑假他们结伴住在岳麓山时，往往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水陆洲（长沙城和岳麓山之间湘江中一狭长沙洲即橘子洲）的洲尾去游泳；游泳后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他们的身体沐浴在流光晚照之中，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第三是爬山、野游和露宿。学校后面的斜坡上，为纪念全校师生修筑大操场，建有一个“君子亭”。毛泽东和张昆弟等，都喜欢在亭内读书、谈论，晚上就常在亭内露宿。他们在假日特别喜欢野游，岳麓山和湘江两岸山冈，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有时爬累了，就在山中寺庙借宿，或在野外露宿。

进行上述这类锻炼的时候，毛泽东特地组织了一个类似斯巴达性质的团体，前后有一二十个同学参加；有时还到近郊农村中长途旅行，做忍饥、熬热、耐寒等锻炼。以上这些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毛和他的朋友认为能练出一种勇猛无畏、敢作敢为的精神；久而久之，就能使身体产生一种特殊的抵抗能力。老同学们还记得他曾在日记上写过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们那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有一夜，暴雨、雷电交作的时候，他遍身雨水淋漓来到蔡和森家里，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自己的胆量。成立新民学会的那个暑假，他们一大群人都住在岳麓山，自己挑水煮饭，习惯吃蚕豆饭（一大半蚕豆一小半米）。毛泽东领导大家做这种锻炼，也是考虑到将来为改革国家社会而奋斗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许多生活的困苦，必须未雨绸缪，预做准备。他们不仅认识到而且有意识实践《孟子》上这一段话：“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毛和他的朋友何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理想。为达到这个理想又是何等努力地做各种必要的包括体质和毅力的准备。

关于他们这种不平凡的生活，从张昆弟1917年八九月间日记中的记载，可见一斑：

8月23日，下午渡河至麓山下饮马塘民屋，蔡和森租居此也。闲谈后，同游麓山，下山日落，遂宿蔡君家。夜与蔡君谈及日间之生活，余略谈暑假在乔市渐源寺之生活，蔡君欣然曰：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即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十时早食，早食后看书约二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四时余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余闻之甚是之，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即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余知蔡君知所本也。

夜又与蔡君闲谈，不久即临床睡。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9月16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漾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溁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50文，菜每碗20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14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侍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9月23日。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昏，遂宿于此。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11点钟矣。

“通身是胆”

第一师范的学生多来自农村，生活作风比较俭朴，毛泽东又是全校同学中以俭朴出名的。他极力主张生活刻苦，认为有助于意志的锻炼。对于古语“安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讲堂录》），是认真地在生活中实践了的。那时师范学生的膳宿费用等，都由学校供给。他在长沙读书时期，总共只用了160块钱，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还买了许多书籍和杂志。初入四师时，校中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这套衣服他一直穿了好几年，到褪了色，穿了孔，还没有换掉。除制服外，他还常穿一件灰布长袍，冬天在里面加件旧夹袄，一条白大布裤几乎四季不变。同学们打趣地说他：“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夏天常常没有袜子穿，布鞋也是破的。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家用的蓝大布套被，棉絮又旧又硬（后来在长沙从事初期革命活动时，仍是穿这件灰布长袍和用这套被褥）。同学们都以为他是一个特别“不修边幅”的人。

毛泽东这种俭朴的生活不仅在衣着方面，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例如每到星期日，学生回来赶不上饭的，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大甑剩的饭，大钵剩的菜，都是冷的，一般晚归同学总是三五邀合，大炒其菜，只有他打点冷饭冷菜，一人单坐一桌，悄悄吃罢走了。

在教师们当中，徐特立的俭朴作风，给学生们的影响很大。那时长沙的教员大都兼几个学校的课，有些教员坐着三人抬的“叫轿”（抬起来有声音）来来往往；徐老却从不坐轿，也不坐人力车，早晨常等着开城门去上课。他完全不讲究个人生活，一身布衣，刻苦耐劳；他诲人不倦，忘我工作，最愿意周济别人的困难。学生们都是非常尊敬这位老师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自然更深受徐老师这种精神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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