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斯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杨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昌济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毕生教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所认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值得多作一些摘引。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生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自觉”。“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环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而“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这些“先知先觉”。“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辗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余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斯响应者。故欲唤醒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从事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也。”以下关于学者自处之法。“一在贵我，一在通今”。

老师这种“贵我”、“通今”的教导，“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学说，被老师最看重的学生毛泽东，是一生实践了的，在言行中全面发挥了发展了的。综观毛泽东一生，尤其晚年，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的品质，不能不说同杨昌济当年的熏陶是大有关系的。

文中还写道：“实行之中含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和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者也。”“至于廓清旧说，发挥新义，尤有资于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此乃圣贤豪杰之所以异于庸众也。非常之勇，黎民所惧，及其既成，天下晏如。彼圣贤豪杰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见之真而守之固，能为天下之原动力，而不待人之后兴。今日之欧洲战争，乃全世界之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也。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一尚勇之义，为海内人士正告焉。”

杨昌济到北京后，还直接帮助了新民学会会员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鼓励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了北京的新思潮春风。可是，过于劳累的一代经师、人师，却一病不起了。杨昌济不幸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对于所敬仰的老师去世，毛泽东很觉悲哀。当一些教育界名流和杨昌济的生前好友联名发起募捐，为遗族生活集资，毛泽东也列名为发起人。比起当过总长次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杨度等人来，当时毛泽东在列名者当中大约是最不知名的一人，他也顾不得这些，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以尽学生的无限心意。

杨昌济没有活到50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0年冬天，毛泽东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谈到学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大家都知道新民学会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系，能够留下这样的影响，杨昌济可以永垂不朽了。

一本读书笔记

毛泽东在学校时起得很早，洗脸、沐浴以后，就到自修室读书。课余不是上阅报室看报，就是到图书馆找书，也喜欢单独或同好友到后山读书。大家入寝以后，他还常常在饮茶室、阅报室和走廊等处看书，因为这些地方的电灯是通夜不熄的。

一师的学生一般都很用功，但是毛泽东特别用功，平时手上总是拿着书，同朋友、同学谈话，最喜欢谈读书心得，谈社会问题，谈国家大事。初到一师时，他星期天除看书和随同友人到附近山上、河边散步外，绝少如一般学生那样上街闲逛。每回上街，他总是到玉泉街（这是长沙过去一条旧书铺街）、府正街去买书；他从来没有多的钱用，有钱一定买书。他的求知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

毛泽东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后来特别喜欢研究哲学，同时从来不间断报纸和新的书籍、杂志，当时的风气崇尚自然科学，大多数学生是不问政治、不问社会的，只是想读点书，做将来吃饭的本钱。毛泽东因为不满现实，怀有改革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便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在回忆中说：“这所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类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分数。”这是实情，每遇厌听之课，他就读自己的书，为此几乎被开除学籍。杨昌济等看重他的老师直到学校当局，都把他当做一个特殊的学生。

虽然第一师范是当年办得比较好的一个学校，虽然这里有自己钦佩的老师和志趣相投的同学，但是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极不满意这种旧式的学校教育，认为太受拘束，不能满足求学要求，当时的教育制度主要抄袭日本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太多，学生负担太重；一师比一般中学课程更多，共达30多种，一个学期要学20种左右。毛泽东当时就这样痛责过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1915年11月9日，他给在北京的友人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者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占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这些话并非一时愤激之语，因为他常痛感自己的幼年失学，弱冠之年才进入这样一个学校，怎能不分外珍惜自己已经有限的青春呢！大概就在写此信前后不久，有一天早晨，他对同班一位比较知心的同学周世钊说：昨晚我几乎退了学，到校长室门外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形式上还在这个学校读书，可是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一方面充分利用课余的时间；同时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有时干脆不去上课。老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做特殊的学生看待。这种借学校独立自学的历史先例，不由得不令人想起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导师——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的学习情形：在9个学期中，他只选习了12门功课，其中大多数是法学的必修科，甚至这12门他也很少去听讲，他研究法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包括时代、社会、学校、家庭和师友，这两个人是很难类比的（当然马克思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先驱者，他们在当学生时就已具备着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的学习精神，则是非常相似的。

大概在前一个时期，1913年至1915年间，毛泽东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他在图书馆借到一些史地书籍看，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罗。第一师范的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各种新出版的书籍大都购置，并且订有当时流行的杂志一二十种。从一师毕业的一位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毛泽东的朋友，后来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善于独立思考、批判分析，是毛泽东读书方面另一重要特点。他常对同学们说，读过的书、遇到的问题要多想一想，要加以消化。譬如他读韩文的时候，就运用已学得的逻辑学加以批判，凡是他认为文章很好而又合乎逻辑的地方，便密加圈点；否则，便在书上打杠、打叉，并给以“不通”或“荒谬”等批语。他读过的书，眉批最多，常见两种或三种墨迹，这就说明他读过的次数，有时对自己的批语再加以批判，他读书又极有中心，如研读历史时，其他书籍暂时搁置，尽力将各种新旧史论找来，研读哲学时也是如此。他在学校的前期，由于想直接外文书籍，还专心读过英文，这个企图后来被其他更重要的读书计划和各种活动打破了。这种认真攻读钻研，善于独立思考的特点，从现在唯一得到的一本读书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可以得到证实。这两本劫后余烬，被人珍藏下来的笔记和书，今日看来真是吉光片羽了。

毛泽东当时每天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对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整本地抄下，如杨昌济翻译的日人《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他就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共七大本。他写的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

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还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笔记写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这里不但记有杨昌济、袁仲谦两位老师授课的内容，间或还有学生的发挥。

杨昌济常用他自己的著作如《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作为教材，从《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些对学生的影响。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第70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必先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第196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见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警矣。”（第26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课时所说写下的。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第69页）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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