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互助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往八道弯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我们可以把《学生之工作》中所写的新村计划，同《大同书》甲、乙两部所写的理想社会对照看看。

《学生之工作》说：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大同书》说：

“贫民归公政府恤养。”

“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

“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泽东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的提法，多年之后也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智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第277~278页）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

《大同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却绝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执掌国柄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失败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东山学堂并不能满足毛泽东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长沙

既然康有为、梁启超为少年毛泽东打开了眼界，东山学堂自然不能满足他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极想到长沙去，因为听许多人说过，那里是个大城市，湖南的省会，城里有好多更高级的新学校。在清末，湖南开风气之先，是办新式学堂最早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7年，总计全省有商业、实业、师范和普通中学等82所学校，还有女子学堂7所，学生共达一万三四千人，而长沙就集中有二三十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只读了半年。学校的校长、教师，看到他年纪较大，成绩又好，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继续深造。恰好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愿意把他带去读书。这正符合他想去长沙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从东山回到家里，做去长沙的准备，但仍然受到父亲的阻挠。他请来舅父及以前的老师劝说父亲让他继续读书。临行时，他抄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示自己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决心。1911年春，他挑着行李走到湘潭城乘船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这时的长沙是革命党剧烈活动的地方，社会上充满新的气象。他才知道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马上成为同盟会的《民立报》的热心读者，为报上的反清言论和黄花岗起义等革命事迹所深深感动。他回忆说，自己这时竟激动到这样的程度，写了一篇平生第一次表示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文中主张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表示了坚决反对帝制的思想。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三个人早已属于两个敌对的政党。为革命的潮流所鼓舞，他毅然剪去自己的辫子，并且说服他的朋友和同学也剪掉，以表示反抗清朝的决心。这时，萧家兄弟子升、子璋也同在这个学堂读书。

关于辛亥革命前夜湖南青年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在五四运动时，毛泽东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作过这样生动的描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爆发后，“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他说，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独立的省份。当革命党人和新军正在长沙起义时，毛泽东立即准备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连雨鞋也在朋友那里借到了。后来因交通缘故，没有成行。当“汉旗”一在长沙的抚台衙门升起，他就毅然参加了新军，当一名普通列兵。这时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军队，成立了一队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太复杂了，要干革命，就要准备打仗，还是应当参加正规的军队。在新军中，除了操练和做一些军事勤务，他将剩余的饷银订了省内外几种报纸，每天贪读不厌，非常注意政治时事与社会问题。在鼓吹革命的报纸中，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那是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他对这个新东西很感兴趣，就写信同东山学堂的朋友和同学讨论。他跟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以及正副目（即正副班长）和排长都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常常帮助他们写家信和讲解报纸上的新闻。他们都很尊敬这个列兵，认为他有学问。他同士兵中的一个铁匠和一个矿工特别亲近，极其喜爱他们的质朴。1950年夏天，他收到当年同他有过友谊的一个副目的来信，曾亲切地给这位40年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副班长回了信。

辛亥革命时，谭延恺用阴谋手段在湖南攫取了“都督”的位置，类似的事件也在其他省份发生。推翻君主专制的伟大革命果实，仍旧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军阀官僚的手中。这时，毛泽东认为这一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他只当了半年士兵后，便从新军中退出，决定继续读书，以求得新的学问和寻找新的出路。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实业、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1912年春天，他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遵照乾隆旨意编辑，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删节本，是一部116卷大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此书“凡书法褒贬，一秉圣裁，其沿讹踵谬之处，并亲为论定，以昭千古之是非”。其中经乾隆指授笔削者几千条；内有800多条为御笔朱批，经臣下编成《御制评鉴阐要》12卷，卷首有乾隆为《辑览》写的序言。用四库馆臣所写“提要”的话来说，御批的意义是“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的。看来，乾隆出这部书，同他决定修四库全书一样，是清朝整个文化统制政策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及夫雍（正）乾（隆），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诸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御批通鉴辑览》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看。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就是一篇史论。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在题目《商鞅徙木立信论》之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准备实行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一金”是多少，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金一立方寸，有的以为是金一斤（旧制，即500克），有的以为是金20两（旧制，即625克）。虽然不能确切地说这是多少，总之可想而知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以致人们都不敢相信，搬一段木头会有这样的重赏。想不到当真给了这样的重赏，这就让人们亲眼看见了并且相信了上面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徙木即赐”，这样就为新政的推行做了一项奇特的准备：获取了公众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