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湖南比之其他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沙的湘江河里停泊着挂“太阳旗”、“花旗”、“米字旗”的兵舰，河岸上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大洋房，日本的轮船公司、银行、工厂和商店等在长沙已不下二三十家。全国有名的锡矿山、水口山的矿砂都为外商所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矿砂销路突然猛降，大批矿冶工人因而失业。

这个期间的湖南，前后为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所统治，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天灾、匪灾和兵灾互相影响，连年不断，人民所受的灾害和痛苦是极其深重的。1915年，湘、资、沅、沣四水同时泛滥，全省有34县受灾，灾民数百万。之后1916年至1918年这3年，滨湖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水灾，倒垸溃堤，也从未间断。土匪的骚扰，更是蔓延全省，每月报灾县份，少则三五县，多则十几二十县，湘西、湘南各县，土匪常攻占县城；长沙、湘潭、益阳、宁乡、衡阳等首要之区，也是匪警频繁。对人民生活破坏最惨重的还属兵灾。特别是1917年至1918年，张敬尧进入湖南前后的南北大战，兵灾空前惨烈，报纸上充满了这一类记载。

根据当时报纸和各方面材料编辑的《湘灾纪略》（“湖南善后协会”1919年出版）第二篇《军暴》，关于这两年湖南的兵灾，其中概述部分有这样的记述：“自六年（1917年）十月，北兵溃退，攸（县）醴（陵）一带，于是始见杀掠矣，岳州于是始见焚毁矣。及南兵至岳，岳州且重受其扰矣。七年（1918年）三月，南兵由岳州溃退，长沙之银行、典当、商号，凡精华所萃之区，于是大受劫掠矣。道途所经，自长沙、湘潭、湘乡以达宝庆、衡阳、永州，又自平江、浏阳、株洲、醴陵以达攸县、茶陵，皆南军先去，北兵踵来，南兵既掠而过，北兵且掠、且淫、且杀而前。而南兵溃卒不能归队者，又勾结土匪骚扰乡村。时各县知事多被迫走，军队所置官吏又复动假军需，酷索苛勒，小民疲于奔命，有死无违。于是湘东一带，绵亘数百里间，无不遍遭蹂躏矣。而湘督张敬尧第七师踵至，大肆横暴，杀掠奸淫，靡所不至。湘东之民，如火益热。”1918年的南北战争中，受害最重的是几次拉锯的醴陵、株洲两地：“4月25日攸县败讯至，溃军麇集醴陵。自攸县以达株洲，无不遍遭焚掠，而尤以醴陵、株洲为甚。醴陵街市万家及渌江大桥，俱于4月27日夜分焚毁略尽。人民逃避不及，焚杀以死者殆数千人，积尸遍野。时北军势已不支，遂走株洲。翌日，南军追至，北军复焚株洲而走。市中房屋几尽，人民被杀戮者不可胜记。连日复战，南军败走攸县。5月7日，北军始由株洲列车至醴，时南军已尽出醴境。北军大肆杀掠，醴城居民，几无幸免。9日复火。于是醴城房屋8000余栋，及公署、教堂，尽付一炬。居民惨死又数千人。又复连日迫烧乡村房屋数千栋，火势半月不熄。奸淫掳掠，至不忍闻。环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20余日。而株洲一带，以数经战斗，残破无余。自株洲至萍乡老关，铁道两旁所有未毁民房，概为兵据。长沙、湘阴、湘潭，以受第七师之骚扰，民不宁居，土匪溃军又复乘便劫掠，而湘乡、衡山、衡阳、宝庆等县，亦屡经军队出入，战争数十次，居民十室十空。自军兴以来，湘省75县，几无完土。至于全省灾况，有罄竹难书者矣。要之，军暴所至，不外焚、杀、淫、掠四端。南军之掠，不减于北军。”

还可举出不在战事中心的常德、新化两县为例：

“常德水灾、兵灾交加。南北用兵，赈款中止，军事大兴，此去彼来，匪盗蜂起。沅水、沣水暴涨后，各村尽成泽国，垂熟之谷，尽付洪流。”

“新化市面闭门停业，百物腾贵，十室九空，贫民小民斋粥尚难自给，工匠佣作生活不能自谋。县城十余里外土匪出没，肆行抢劫或掳人，勒赎烤烙，强奸妇女，焚毁庐舍。兵燹余生，益之以饥馑，又益之以疾疫，实为数百年来未有之奇灾。”（摘自1918年3月8月间的湖南《大公报》，有删略。）

张敬尧部队（北兵）的纪律特别坏，当时民间流传有这样的歌谣：“灰面坨（读托uo，指吃面食的北兵），灰面坨，吃了我的鸭，吃了我的鹅，还要强奸我的老外婆！”

这一切情况，都是青年毛泽东所耳闻目睹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同人民的冲突，军阀同军阀的冲突，地主同农民的冲突，工人同资本家的冲突，顽固守旧同进步维新的冲突，这一切都反映到他的头脑中。他后来概括这个时候的情况道：“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民活不下去。”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也包括第一师范的多数教员和学生，由于周围所见尽是一片黑暗，“全省涂炭，无片净土”，看不到一线光明和希望，因而悲观情绪很浓厚。像“中国将亡，中国将亡，社会坏了，人心坏了”这一类的论调是随处可以听到的。

然而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是充满信心和责任感的，他们平日所认真谈论的是如何积极探求救国之道。虽然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他们同一切伟大的先觉者一样，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毛泽东和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们经常交换读书心得，谈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认为时局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太迫切了，深深感到有结成一个团体的必要。他回忆这个时候的情形道：“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

毛泽东于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有这样的说明，他和他的朋友们，经过多年酝酿：“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成立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

五四运动时，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杭州等地进步的知识青年，大体都有一种自发的进步组织，如恽代英等在武汉组织的“利群社”，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等。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新民学会是这种组织中最早的也是曾起作用最大的一个。

新民学会的正式成立是在第二年。1918年4月14日，一个礼拜天，在长沙岳麓山下小丘大马山旁、渫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这所房子原是一个墓庐形式，现在已修复辟为纪念馆），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第一批会员21人。这天到会的共有13人，除毛泽东外，另外12人是蔡和森、何叔衡、邹蕴真、邹彝鼎、周明谛、叶兆桢、张昆弟、陈绍休、萧子升、萧子璋、罗章龙和陈书农。未及到会的有陈昌、熊光楚、周世钊、罗学瓒、李维汉、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8人。其中除罗章龙外，都是一师学生或校友。会上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学会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就是说，这是一个研究学术、追求个人进步、进而发动一场精神革命以改造国民性的学术团体。章程中还有五项属于生活方面的戒条：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这种所谓“五不”，似属平淡消极，实则是他们这批同志当时极力提倡的道德实践，这也同杨昌济的引导有关。

1918年6月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朋友们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着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他们有时到山上的爱晚亭、云麓宫、禹王碑等处玩玩，有时到溁湾市、水陆洲等地走走；有时看看晚霞，有时望望明月。然而大家的心情是并不悠闲的，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的心情写照。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军阀的横行，张敬尧的昏暴，青年的烦闷，工农大众的痛苦，这一系列的问题，常常萦回在他的脑中。他极其渴望找到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也筹划到革命思想的摇篮——北京去。

毛泽东在1925年经过长沙时作的《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正是回忆这时候的动人情景：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一片橘林的水陆洲头，满山红叶的岳麓秋色，都目睹过他们学生时代不平凡的生活。在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封建军阀统治的时代，这一群立志匡时、扭转乾坤的青年朋友，意气风发，才华喷溢，热情奔放，斗志昂扬。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痛恨和蔑视一切旧的势力，不论是“豹虎满环瀛”的帝国主义，还是“蹂躏无余隙”的大小军阀，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粪土一堆。词中末句写的是他们在江心激流中游泳时，使得急驶的船舶都不得不回避。这正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时的心情：他们已下定决心投入革命的大风大浪之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定要引导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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