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湖南第一师范(6)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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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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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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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866字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第26~28页)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语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第202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引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第59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第68页)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第9页)《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睢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第364~365页)


综观修身课笔记中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以“圣贤”、“豪杰”自勉;“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二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学问必于实际中求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三是关于办事,提倡果断、精细和善用众人之长。“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前者以陶桓公、后者以恺撒为例。四是致力之道,在长期的积蓄工夫:“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五是修身之道,必不惮劳苦,具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为反抗外国侵略,以弱胜强:“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毛泽东的用心听课,在《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写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讲堂录》中还记有不少关于诗文语法的谈论: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毛泽东所写文章,也确实从这些得到了益处。


以文会友


那时,第一师范每个学生每周作文一篇,各班将每次作文最好的几篇送交全校的一个教员委员会去评选,最后选出三篇、四篇或五篇作为模范,陈列在大阅览室的镜框里,供全校学生阅览。毛泽东的作文不止一次获得这种荣誉,他也以很大的热情这里陈列的别人的作文。这也是一种见识和才智的交流。以文会友,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良好士风。毛泽东因此也同常有作文入选的同学萧子升交上了朋友。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璋(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张,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三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子升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泽东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泽东脸带笑容地在萧子升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子升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子升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做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子升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20多篇的作文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互看作文的时候,也不时因为不同意见而争论。萧子升写的一篇《评〈严先生祠堂记〉》,对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不论光武或者严光都没有范仲淹笔下写得这么好:光武贤君爱才,严光安于淡泊。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也不赞成严光的态度,他认为,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就为了这篇文章,两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


1915年6月,萧子升在第一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先在修业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又转到楚怡学校,教高年级。楚怡是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校长陈润霖是留日的有名的教育家,所聘教员都是第一流的,刚毕业的师范生很不容易去那里任教。何叔衡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毛泽东是经过萧子升介绍才认识何叔衡的。原先的同学不能朝夕相见了,只得借助于书信联系。现在保存下来的1915年和1916年两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竟还有12封之多。这些信中多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的事,有论述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长信,也有畅谈时局和国家大事的长信。从这些信里,人们对于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勤奋以及讲求治学的方法,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915年7月,现已残缺不全的信中,毛泽东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从上下文看去,看来这是针对萧子升来信说今后要慎言而发的,但只就所引的这几句看,关于读书和质疑问难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单是读书,而没有友朋之间的切磋讨论质疑问难,所得不免浅陋;而质疑问难,不但可以益智解惑,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反复论难,有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一贯重视自修,以及喜欢组织读书会、学会,都与这一想法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9月6日写的那封长信(约2300字)。信中,他把黎锦熙指导读书门径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萧子升。


黎锦熙原在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9月1日,赴北京任职。毛泽东经常向他质疑问难,很重视他的意见。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谈到黎锦熙的:“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告诉萧子升,自己斯宾塞《群学肄言》书中“缮性”篇的心得,这是黎锦熙推荐他看的。读过之后,他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群学肄言》是严复译《社会学研究法》的书名。作者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萧子升自己订有一个读书札记本,名为《一切入一》。1917年夏,他请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约600余字。序言开头说道:“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术之涂愈亦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于是谈到如积石筑高台,“积久而成学”。然后根据《群学肄言》书中所述治学方法,这样论道:“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