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7)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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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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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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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198字

向警予是湖南溆浦人。父亲为当地富商,只望子女求学深造,“破产弗惜”。四个儿子先后出国留学。她幼年跟父兄识字。大哥向先钺留学日本,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她12岁来到常德大哥家时,就看《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等,喜读《木兰辞》。1914年入周南女校时,将自己的名字“俊贤”改为“警予”,取“警钟长鸣”之意,以此督促自己不断进取。在校与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同学,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领导同学反对袁世凯卖国,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她在1915年写的文章《湖南地形记》中这样说道:“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所不悲耶?然而物极必反,异日者,恶知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在校时就怀有教育救国的抱负。1916年毕业前夕,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状况,参观城区国民学校时,即发表“天下事之璀璨光明者,当自吾辈创造之”的感想。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创办溆浦女校;反对女子缠足、穿耳等封建恶习,向学生灌输新思想,师生亲如家人。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后来有许多人参加了革命。五四运动时,她来到长沙,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即同蔡畅等发起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时,她一面做工,一面努力学习,不久便能直接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她与蔡和森等一起,在法国进行革命活动。回国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她共撰写了40多篇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这个期间,她大力开展上海的女工运动,曾领导1924年上海丝厂、烟厂的女工同盟罢工。1925年冬,被派到莫斯科学习。1927年4月回国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同陈独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即留在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委工作。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她坚决留在武汉,负责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转入地下,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她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持党同工人、学生群众的联系。由于叛徒出卖,1928年春,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法庭上,向警予先是用中文而后用流利的法语严词责问法官: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民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的信仰自由呢?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没有立即把向警予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宣传攻势,在报上大造谣言,说法国领事受了共产党的贿赂,包庇共产党员,并且组织流氓大吵大闹。后来法国政府撤换了汉口的法国领事,于4月12日把向警予引渡给武汉警备司令部。她经受了各种严刑拷打,威武不屈,在狱中组织难友,坚持斗争。敌人选择5月1日杀害向警予。在去刑场的路上,敌人的殴打也不能中断她向群众演说,高呼口号。她的英勇就义,震动了武汉三镇,震动了全中国。


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18年4月14日(一个星期日),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远在1915年和1916年,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学会名称为“新学会”,萧主张用“新民会”,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育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9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成立会的这一天,讨论了由毛泽东、邹彝鼎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们绝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一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极力反对的。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大家一起聚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30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1918年7月26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予蔡,蔡于7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翟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的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19世纪40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做会务之后盾,三也。”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特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1遇;2访;3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1921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有计划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蔡对此极表赞同。7月24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之兄是一致的):“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之后在8月27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