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运动中，湖南一批“不满现状”的小政客借此获得一官半职，却反过来嘁嘁喳喳，埋怨群众的“过火”行动。毛泽东为此写信告新民学会的同志说：大伟人虽没巩固，小伟人却颇巩固了。我们不必理睬他们。我们必须另造环境，做长期的准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这些绝不是写几篇文章能办好的，必须有一批真正的同志从事实际的工作。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虽然还不免带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痕迹，但他是完全站在以工农为首的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站在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立场上，来领导这次运动的；而且是完全清醒地将这个运动当做为渡到根本改造的一块踏脚板的。为了不致使各地新民学会会员引起如对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疑惑，他将自己的主张和活动情况，随时写信通告，特别说明这种“自治运动”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绝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他认为如果因此能在湖南促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对于今后各种具体准备工作是有利的。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上，他在易礼容的一封信后面写了一段按语，他说：“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后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去年在京，陈赞周（学会会员陈绍休）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从上述观点，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两项运动中的作为，深刻地表现出毛泽东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即具备的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反对空谈高论的实事求是精神；说明他是一个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开展革命运动的策略大师。

1920年11月，湘军内部谭、赵等派系冲突终于爆发。赵恒惕逼走谭延恺，夺取湖南政权后，还装模作样地请了一班“学者”，草拟“宪法”，还组织了一个御用的由“各县人民代表”一百五十多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争吵了好几个月，于1921年4月间公布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在当时中国混乱的军阀统治情况下，这个草案也还有些比较冠冕堂皇的条文，还是一件颇引人注目的事情。毛泽东仍动员各方舆论，继续对赵政府作合法斗争，批评这个草案的根本缺点。他自己还写了一篇文章，在1921年4月25日的长沙报纸上发表，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是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极不完备，特别是关于工人的基本权利根本没有规定。1921年8月间，赵恒惕在“援鄂”战争失败中，匆匆通过了这部“省宪法”，于1922年1月1日公布。

赵恒惕利用湖南人民企望和平的心理，投机地制造所谓“省宪法”以御内，同时又大倡所谓“联省自治”以御外，自以为比其他军阀“棋高一着”。可是，军阀统治必须扩充军队，军费直线上升，同人民要饭吃这个矛盾不是什么“省宪法”能解决的。由于将谷米大批外运以裕军费，1921年，湖南发生严重春荒，接着湘西、湘中几十县又发生大旱灾，灾民遍地，到处逃荒，长沙尤为饥民麇集之地。赵恒惕竟发布了一个荒谬绝伦残酷已极的取缔饥民布告，取消对饥民每天两合豆子的救济：“煮粥掺糠（指在饥民粥食中掺糠），正所以杜绝不饥之民来争食也。”这年的双十节，学生联合会联络各团体，发动学生、工人、市民数万人向赵政府示威请愿，提出裁减军队，救济灾民等要求；散发传单，号召士兵退伍，起来反对军阀；高呼打倒武人官僚政治，并且捣毁了省议会。群众示威游行时，赵不敢公开镇压；却效法张敬尧故技，纵令士兵殴打学生，并有教职员被打伤。10月12日，因士兵继续在街头行凶，一师、雅礼、明德等八校被迫停课。学联发动的裁兵运动，被赵恒惕镇压下去。到1922年1月17日，赵杀害了从事工人运动的黄爱、庞人铨后，这种“省自治”的假面具就更加彻底地在省内外揭破了。1922年，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赵恒惕的遮羞布“省宪法”，却成为毛泽东手上一个进行合法斗争的有利的武器，这是赵恒惕所始料不及的。

在领导这次自治运动以揭破谭延恺、赵恒惕反动政府假面具的同时，毛泽东更重要的活动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志间进行共产主义的讨论和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即在做奠定中国革命基础的工作。

文化书社和新文化运动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影响最大并且同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从《新青年》创刊后开始的全国新文化运动，在湖南这个地方，直到1920年才可能广泛开展，未免姗姗来迟。然而这一课是必须补的，不补这一课，以后党的建设和革命运动的开展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紧紧抓住链条中的这个环节。

张敬尧在湖南统治时期，摧残一切新的事物，公开提出求神打醮，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毛泽东认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当时的急务；他从北京、上海带回的经验，要办好这件事，就必须建立一个推销各种新出版物和据此进行有关活动的总机关。于是他立即着手筹办这件事。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和扩大社会影响，他联络驱张代表、进步人士以及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如周南、一师、湘雅等校校长、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

7月31日，长沙的报纸上刊出一篇《发起文化书社》，由毛泽东草拟的这个“缘起”中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8月2日，在楚怡学校召开了发起人会议。议决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毛泽东、彭璜3人为筹备员，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细则和营业细则。8月20日，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校的3间房子为社址，随即开始营业。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参加。当时投资的共30多人，除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外，上层人士中有姜济寰、左学谦和教育界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王季范、贺民范、匡日休等。书社集资总额共约500余元，后来第二次议事会决定扩大投资到1000元。书社的根本特点为“同患共同组织”，投资永不收回，亦不分红取息，永为投资人所共有，不是一个谋利之所，而是一个纯粹为公众服务的文化宣传机构。

第一次议事会通过了书社的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书社的宗旨、组织和经营方法等。宗旨中说：“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之机会。”会上推举经理一人，由新民学会的易礼容担任，他本来是商专的学生；为便于帮助工作，毛泽东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并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营业员最初只两人（后来业务发达时达七八人），新民学会会员并最早入党的陈子博是其中之一，他亲自向各订户送书送报，以传递迅速深得订户信任。

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跟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处。省外来往最多的有：广东新青年社、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讲演会、武昌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办的）等。其中，特别与利群书社的联系甚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的安排下，不仅大量供应了文化书社的书报，而且派利群书社的“姊妹”机关毛巾厂的同志，帮助兴办长沙望麓园织布厂，作为湘区党委安排工作人员家属的处所，由文化、经济方面的支持，进而加强了党的联系。恽代英本人后来也到过长沙和安源等地，交流工作经验。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由于军阀的迫害，湖北省委许多领导人如陈潭秋、林育英、陆沉等同志来到湖南安源等地，更加密切了两省党委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后来，文化书社业务日趋发达，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等，更是大量推销。湖南全省广大的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无不同文化书社有过来往。书社并在省内广设分社。1920年末到1921年初，外县成立分社的共有平江、浏（阳）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7处，创办人多为新民学会会员和最早同党与团发生关系的革命分子。分社多附设于学校或当地教育会、劝学所等公共团体。分社的办社方针为：开始规模宜小，办法宜踏实，期于逐渐发展，账目必须清楚。长沙城内在第一师范、一师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共7处设了贩卖部，还聘了几个推销员。后来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差不多都设有同书社发生营业来往的分社或代销处；书社本身又推动了地方党、团最初的建立工作。

当时湖南的革命青年和一般进步分子，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处于如饥似渴的状态。文化书社最初所销的书籍约200种，杂志40多种，日报数种，大部分都是随到随完。买书的人，学生和教育界最多。由于毛泽东当时已开始同长沙的工人发生联系，同办劳工会的黄爱、庞人铨等有往来，因此已有许多工人来买书刊了。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所载，自开始营业起，至1921年3月底，七个月之内，销200本以上和百本左右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第一辑》、《杜威五大讲演》、《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试验论理学》以及《白话书信》、《尝试集》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新潮》、《新教育》等，此外，《时事新报》销40份，北京《晨报》45份。《劳动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32开本的通俗周刊，颇受工人的欢迎。《新生活》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小型通俗周刊，刊物同北京大学的关系很密切，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曾为它撰稿，李大钊发表的短小精悍的时评尤多。每逢新书报刊到了，必在报纸上显著地位刊登广告，介绍目录和内容。

由于营业的开展，文化书社曾两度迁移地址。自创办到北伐战争这一段长的时期内，湖南境内得以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文化书社实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除北京、上海及后来的广州外，那时在全国销行新书刊最多的省份，即数湖南和四川。

在建党的思想准备工作方面，有了一个像文化书社这样公开发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的机构，就便利得多了。

在毛泽东的具体领导下，文化书社不仅起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而且还起了组织广大读者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以下两份资料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这是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向读者作的两个建议：一是介绍、推广新书报之责；二是组织“读书会”，大家作“共同的研究”。这两个建议都印成传单形式，夹在售出的每一本书刊中。

第一个建议说得这样恳切而周到：“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先生买了这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124种，报——4种，杂志——50种（月刊33种，半月刊2种，季刊2种，周刊13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全省。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君子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助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本社印有很多的书目，先生或先生的朋友要看，函索即寄（不要邮费）。本社经理……天天在社，无论哪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

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建议，《读书会的商榷》。原文如下：“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作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关了。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