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五四运动前后(11)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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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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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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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360字

各路驱张代表团人员都在12月7日以后,分途出发。学生代表共派出54人,教职员和各界代表数十人。在代表团出发之前,新民学会派易礼容先到汉口明德大学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停留处所。毛泽东抵武昌后,即到利群书社找恽代英(他们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有通信来往),请他们帮助向各地邮寄二百多份《驱张宣言》。他以驱张请愿团团长身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历数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在武汉逗留几天后,他即乘船赴上海,欢送即将去法国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等,他们一起讨论了湖南的形势和学会的工作等重大问题;未待蔡起程,他即赶到北京。由武汉出发的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时,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


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任公民代表团团长。此外还有新民学会成员罗宗翰、陈绍休、李思安(福湘女校学生代表,化装成农妇去的北京)、李振翩等一批人分任教育界和学生界代表。彭璜已去上海,何叔衡、夏曦等主持赴衡阳的代表团。新民学会会员共出动了近20人,参加各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58年之后,李振翩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史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回忆说:毛主席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但还发动了学生运动,来反对张敬尧……毛主席指挥学生,发动罢课。湖南学生会开会时,我们提议罢课,反张。各人代表他本校学生会发表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辩论很厉害。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按此处当指从暑假后到12月6日这段时间),各校学生会大都同意罢课。于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议决罢课,由各校派代表两名,赴北京请愿撤换张敬尧。联合会秘密通告各校代表,于晚间乘火车到汉口集中。我们到了汉口,在指定的旅馆集中。毛主席已在这里等候我们。代表们到齐后便开会,讨论一切,把名称定为驱张请愿团,公推毛主席为团长,范围也扩大了,参加的不限于学生。几乎天天开会,讨论事。所谓请愿目的,原来也只在争取舆论和社会同情,扩大驱张的影响,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而已。因此,1月28日,3个代表团同湖南在京学生等,浩浩荡荡向国务院进发,作最后一次请愿,游行队伍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各代表还手执写上张敬尧种种罪状的几十面小旗子。这天,公民代表团由毛泽东任首席代表,进行交涉。


据1920年1月29日北京《晨报》所载的《昨日湖南人之大请愿》一文所记:三个代表团在新华门相持了三个小时,说靳总理、秘书长不在,最后允许三个代表团六人入院,由一个秘书接见。“公民代表毛泽东、张百龄,教员代表罗教铎、杨遇夫,学生代表柳敏、李思安,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总理求个办法不可。”这个秘书“于湖南痛苦也很表同情,代表以不得要领退出。群众在门外等候,看见代表出来,急问情形,大愤,于是决定赴靳氏私宅,效秦庭之哭。请愿团赴靳宅,众离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先得电话,知请愿团会到,并不拒阻。宅中人即出接待。守卫兵士看见许多旗帜,又接着传单,倒好像表示欢迎的样子。六代表入内,副官长于化龙接待。代表将张敬尧祸湘罪状数十条,略数一遍。谓我们数十人来京,近两个月了,饭也没吃,衣也没穿,所求者,请政府去一万恶滔天的张敬尧。湖南人处在水火当中,再不援救,就会死绝。说毕,有痛哭流涕者,请靳总理当众宣布办法。内有一人出,手持代表上靳总理书说:‘这书上所言,总理通知道了。’于副官入内言明群众有非亲自出见、宣布办法不可之势。于出向代表说,‘总理对于诸君,深表同情,诸君来京多日,应该给诸君一个办法,准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这是总理负责的话,请诸君不要过于焦躁’。这时,于受代表逼求,三入内告靳,三出外传话。最后表示上述办法,言辞极委婉。于是六代表同于副官出宅外,向大众将靳意宣布,众鼓掌,请于先生向靳总理代达众情,必要在最近日内,求得将湖南督军撤伍一事实现。众要求一礼拜内解决,下星期四再到靳宅候信,于应允,众将旗子数十面约为一大束,交与副官,彼此脱帽为礼而别。”一个星期以后,代表们不仅见不到这位靳总理,棉花胡同还布满军警,阻止通行。


在此期间,代表团还召集北京的湖南同乡1000多人,在湖南会馆开驱张大会,关起了大门,强迫在场的10个湖南籍的安福“国会议员”签名于驱张决心书:“担负驱逐张敬尧的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这件事对段祺瑞、张敬尧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这些“安福议员”都是张敬尧在湖南一手包办,“选举”出来为段祺瑞政权服务的。


代表团还携带了大批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向各方散发。内有《湘灾纪略》,以及《醴陵兵燹纪要》、《醴陵兵燹图》、《宝庆兵灾纪实》等专记一县一地灾难的书刊十数种,此外还有张敬尧的家乡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公民刊布的《张敬尧罪恶史》,以及旅居湖南的外国人写的《湘祸记》、《张敬尧》等书。


为了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运动的消息,造成舆论,争取各界援助,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等地报纸。他当时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祐寺的喇嘛庙里。据黎锦熙回忆在这座喇嘛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当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黎锦熙一直保存了平民通信社所发的稿件15起20多份,其中大量的是揭发张敬尧在湖南摧残教育、盗押厂矿、私运烟种等罪行和拼凑保张团、湘事维持会等黑幕;还有驱张代表团出发详情、到京活动请愿和北京排张情况的报道。毛泽东就是这样在这里一面编写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一面和代表们四处奔忙,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等,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


早在1918年12月,一些被张敬尧逼走的湖南上层人士,曾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善后协会,向当时的“南北和会”,提出以去张为“和会”先决问题的要求,发行《湘灾纪略》等书刊。这些限于少数人的上层活动,冷冷清清地进行了一年多,毫无结果。这次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大量活动,特别是平民通信社向各地报纸不断地大量地发送新闻稿件,全国报纸得以据此纷纷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有的报纸还为此发表评论。如北京、天津报纸发表“政府尚不惩办张敬尧耶!”“张敬尧可以已矣!”等时评。据《蒸阳请愿录》部分统计,当时发表讨张时评的报纸有北京《益世报》、《北京日报》、《北京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申报》、汉口《大陆报》、汉口《正义报》等,共发表时评和社论17篇,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为赶走张敬尧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发表了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对驱张运动表示支持和鼓励,认为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是安徽怀宁人。文章首段就直指张敬尧,以诙谐的笔调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惭愧。”他接着写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他以大量历史事实加以说明之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陈独秀对驱张运动作了深远的展望:“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陈独秀写此文后,即由北京去上海,正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时。李大钊送陈至天津而返。


湖南学联负责人彭璜到上海后,一年多前开始的上层驱张活动的性质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从此驱张活动得到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的声援,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到达上海,随即成立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声讨张敬尧”的通电,全国学联且致书张敬尧,要张“快识时务”,走为上计。据《蒸阳请愿录》所载材料,当时尚有北京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南京、河南、武汉等地学生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及留美、留日湘籍学生等18个团体,发表惩办张敬尧的函电共24件。


上海是全国经济和文化舆论的一个中心,出版发行等方面有许多方便的条件。由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主编的《天问》周刊,于1920年2月1日出版。这是一个专门作驱张宣传的机关刊物,我们已经看到的共有24期(第24期的出版日期为1920年7月11日,也可能只出到这一期为止)。这个刊物在驱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发行全国各地,而且发行到法国、日本、南洋等地。张敬尧发觉这个刊物的威胁后,即命令湖南邮局全部没收。


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信社直接支持了这个刊物,他自己也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继承了《湘江评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传统,以毛泽东倡导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作为驱张运动的指导思想。《天问》的发刊词提出了“民众自决”的口号,表现了与军阀政府彻底决裂的精神:“政府既坐视而不之救,和会又久经停顿,并一万恶之张敬尧而不能去,湘民何辜,至于此极。夫政府与和会既不可恃,则吾人之所恃者,惟在民众之自决。今所恃民众自决之端,又何止一湘局……本报同人具此主旨,爰本湘事以推及于各省;本湘之去督,以推及于各省之去督。于军阀之横暴,政客之蛊祟,视为洪水猛兽,不可与一朝居。”创刊号上由主编执笔的《去张运动与湖南人》一文,关于如何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以达到驱逐张敬尧、铲除军阀势力的目的,有详尽的论述。文章认为,这次的驱张运动是湖南人民的“大觉悟、大联合”。号召湖南工商各界进而罢工罢市,与张敬尧斗争,“如去年五四运动之所以对付卖国贼者,亦吾湘工商界所宜有事也”。《天问》的全部评论(每期都有一篇社论性质的排在刊首的“评论”),贯彻一个中心思想: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依靠人民的觉醒、团结和斗争,才能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对于南北军阀政府、南北和会,不寄存任何幻想。评论说:“北京政府,吾人可视为堕甑不顾,与言去张,犹与虎谋皮,无益于事。”南方军政府,不过是“假护法之名,图分赃发财之实。”“和会自经停顿,久久阒然;即使复开,但顾分赃,安问民瘼?”因此,结论是:“一面鼓起群众,一面预备实力。”自然,这里所说的“实力”,还没有明确具体的含义。关于当时吴佩孚等直军的动态,《天问》极表关心,作了许多报道,而且寄予希望;对谭延恺、赵恒惕等湘军,则常予责难,或晓以大义,鼓励出师。这就说明《天问》的编辑认为,所谓湘军也可算作当时驱张的事实上的“实力”,应利用吴佩孚北撤的“形便”,催促湘军随后接防,以实现驱张去湘。根据当时的态势,《天问》准确地估计到这是必然出现的情况。


1918年侵入湖南的北军,除张敬尧部以外,尚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嫡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北军入湘时,吴自恃战功最大,而湖南军政大权全落张敬尧之手,因此,对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极为不满。在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吴佩孚为保存实力,收买人心,抬高身价,早在1918年6月间,即利用驻地衡阳的前哨的位置,与西南军阀的部队正式宣布停战。后来又迎合湖南各界厌战心理,通电全国主和。在湖南各系北军中,以领袖自居。段祺瑞鞭长莫及,奈何不得。学生和教职员驱张代表团到达衡阳后,即联合本地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几次至吴佩孚处,请求出兵驱张。吴当然乐得做顺水人情,一方面向代表团表示同情,示意:“自有办法”;一方面趁机通电各方并电张敬尧,对张施加压力。衡阳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各校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已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夏明翰、蒋先云等,都是三师的学生和湘南学联的骨干分子。由于吴佩孚不打算久驻湖南,对学生运动便没有做过多的干涉。利用这一特殊环境,湖南学联领导的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在衡阳开展得很有成效。驱张代表团到达后,更掀起了一个驱张运动的高潮。“驻衡湖南学生请愿团”于1920年1月出版了《湘潮》周刊,发刊的宗旨,除驱张之外,还提出鲜明的根本改造国家社会的主张:“一、做‘去张运动’的加紧鼓吹;二、研究湖南的积极建设;三、讨论救国的根本方法;四、研究社会的解放与改造。”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该刊第三号、春节特刊号和第十三号的两张。该刊认为张敬尧是一定能够赶走的;驱张运动成功了,是学界联合运动的胜利,是民众联合运动的胜利。此外,该代表团于1921年还出版了一本《蒸阳请愿录》,详述该团当时的活动,并辑录了一些有关驱张的材料。


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在困难而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驻省驱张团团部设在周南女校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由湘雅的张维主持;张去上海之后,即由明德的学生会会长唐耀章主持。通讯联络总站则设在易培基家。易将收到的各地驱张消息转交学联干部,编成《驱张通讯》,油印分发各校及有关方面。此外,还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方法。如组织临时补习学校,利用旅馆、茶楼作住为宿和活动场所;组织剧团演出反封建的新剧,为代表团筹款;将张敬尧新的残暴、敛财行为,写成材料告驱张代表团和各地报刊发布;同时仍坚持抵制日货运动。在张敬尧的纵容之下,1920年5月间,长沙还发生日商聚众捣毁国货维持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