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驱张代表团人员都在12月7日以后，分途出发。学生代表共派出54人，教职员和各界代表数十人。在代表团出发之前，新民学会派易礼容先到汉口明德大学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停留处所。毛泽东抵武昌后，即到利群书社找恽代英（他们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有通信来往），请他们帮助向各地邮寄二百多份《驱张宣言》。他以驱张请愿团团长身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历数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在武汉逗留几天后，他即乘船赴上海，欢送即将去法国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等，他们一起讨论了湖南的形势和学会的工作等重大问题；未待蔡起程，他即赶到北京。由武汉出发的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时，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

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任公民代表团团长。此外还有新民学会成员罗宗翰、陈绍休、李思安（福湘女校学生代表，化装成农妇去的北京）、李振翩等一批人分任教育界和学生界代表。彭璜已去上海，何叔衡、夏曦等主持赴衡阳的代表团。新民学会会员共出动了近20人，参加各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58年之后，李振翩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史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回忆说：毛主席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但还发动了学生运动，来反对张敬尧……毛主席指挥学生，发动罢课。湖南学生会开会时，我们提议罢课，反张。各人代表他本校学生会发表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辩论很厉害。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按此处当指从暑假后到12月6日这段时间），各校学生会大都同意罢课。于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议决罢课，由各校派代表两名，赴北京请愿撤换张敬尧。联合会秘密通告各校代表，于晚间乘火车到汉口集中。我们到了汉口，在指定的旅馆集中。毛主席已在这里等候我们。代表们到齐后便开会，讨论一切，把名称定为驱张请愿团，公推毛主席为团长，范围也扩大了，参加的不限于学生。几乎天天开会，讨论事。所谓请愿目的，原来也只在争取舆论和社会同情，扩大驱张的影响，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而已。因此，1月28日，3个代表团同湖南在京学生等，浩浩荡荡向国务院进发，作最后一次请愿，游行队伍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各代表还手执写上张敬尧种种罪状的几十面小旗子。这天，公民代表团由毛泽东任首席代表，进行交涉。

据1920年1月29日北京《晨报》所载的《昨日湖南人之大请愿》一文所记：三个代表团在新华门相持了三个小时，说靳总理、秘书长不在，最后允许三个代表团六人入院，由一个秘书接见。“公民代表毛泽东、张百龄，教员代表罗教铎、杨遇夫，学生代表柳敏、李思安，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总理求个办法不可。”这个秘书“于湖南痛苦也很表同情，代表以不得要领退出。群众在门外等候，看见代表出来，急问情形，大愤，于是决定赴靳氏私宅，效秦庭之哭。请愿团赴靳宅，众离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先得电话，知请愿团会到，并不拒阻。宅中人即出接待。守卫兵士看见许多旗帜，又接着传单，倒好像表示欢迎的样子。六代表入内，副官长于化龙接待。代表将张敬尧祸湘罪状数十条，略数一遍。谓我们数十人来京，近两个月了，饭也没吃，衣也没穿，所求者，请政府去一万恶滔天的张敬尧。湖南人处在水火当中，再不援救，就会死绝。说毕，有痛哭流涕者，请靳总理当众宣布办法。内有一人出，手持代表上靳总理书说：‘这书上所言，总理通知道了。’于副官入内言明群众有非亲自出见、宣布办法不可之势。于出向代表说，‘总理对于诸君，深表同情，诸君来京多日，应该给诸君一个办法，准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这是总理负责的话，请诸君不要过于焦躁’。这时，于受代表逼求，三入内告靳，三出外传话。最后表示上述办法，言辞极委婉。于是六代表同于副官出宅外，向大众将靳意宣布，众鼓掌，请于先生向靳总理代达众情，必要在最近日内，求得将湖南督军撤伍一事实现。众要求一礼拜内解决，下星期四再到靳宅候信，于应允，众将旗子数十面约为一大束，交与副官，彼此脱帽为礼而别。”一个星期以后，代表们不仅见不到这位靳总理，棉花胡同还布满军警，阻止通行。

在此期间，代表团还召集北京的湖南同乡1000多人，在湖南会馆开驱张大会，关起了大门，强迫在场的10个湖南籍的安福“国会议员”签名于驱张决心书：“担负驱逐张敬尧的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这件事对段祺瑞、张敬尧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这些“安福议员”都是张敬尧在湖南一手包办，“选举”出来为段祺瑞政权服务的。

代表团还携带了大批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向各方散发。内有《湘灾纪略》，以及《醴陵兵燹纪要》、《醴陵兵燹图》、《宝庆兵灾纪实》等专记一县一地灾难的书刊十数种，此外还有张敬尧的家乡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公民刊布的《张敬尧罪恶史》，以及旅居湖南的外国人写的《湘祸记》、《张敬尧》等书。

为了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运动的消息，造成舆论，争取各界援助，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等地报纸。他当时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祐寺的喇嘛庙里。据黎锦熙回忆在这座喇嘛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当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黎锦熙一直保存了平民通信社所发的稿件15起20多份，其中大量的是揭发张敬尧在湖南摧残教育、盗押厂矿、私运烟种等罪行和拼凑保张团、湘事维持会等黑幕；还有驱张代表团出发详情、到京活动请愿和北京排张情况的报道。毛泽东就是这样在这里一面编写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一面和代表们四处奔忙，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等，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

早在1918年12月，一些被张敬尧逼走的湖南上层人士，曾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善后协会，向当时的“南北和会”，提出以去张为“和会”先决问题的要求，发行《湘灾纪略》等书刊。这些限于少数人的上层活动，冷冷清清地进行了一年多，毫无结果。这次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大量活动，特别是平民通信社向各地报纸不断地大量地发送新闻稿件，全国报纸得以据此纷纷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有的报纸还为此发表评论。如北京、天津报纸发表“政府尚不惩办张敬尧耶！”“张敬尧可以已矣！”等时评。据《蒸阳请愿录》部分统计，当时发表讨张时评的报纸有北京《益世报》、《北京日报》、《北京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申报》、汉口《大陆报》、汉口《正义报》等，共发表时评和社论17篇，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为赶走张敬尧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发表了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对驱张运动表示支持和鼓励，认为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是安徽怀宁人。文章首段就直指张敬尧，以诙谐的笔调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惭愧。”他接着写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他以大量历史事实加以说明之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陈独秀对驱张运动作了深远的展望：“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陈独秀写此文后，即由北京去上海，正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时。李大钊送陈至天津而返。

湖南学联负责人彭璜到上海后，一年多前开始的上层驱张活动的性质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从此驱张活动得到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的声援，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到达上海，随即成立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声讨张敬尧”的通电，全国学联且致书张敬尧，要张“快识时务”，走为上计。据《蒸阳请愿录》所载材料，当时尚有北京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南京、河南、武汉等地学生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及留美、留日湘籍学生等18个团体，发表惩办张敬尧的函电共24件。

上海是全国经济和文化舆论的一个中心，出版发行等方面有许多方便的条件。由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主编的《天问》周刊，于1920年2月1日出版。这是一个专门作驱张宣传的机关刊物，我们已经看到的共有24期（第24期的出版日期为1920年7月11日，也可能只出到这一期为止）。这个刊物在驱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发行全国各地，而且发行到法国、日本、南洋等地。张敬尧发觉这个刊物的威胁后，即命令湖南邮局全部没收。

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信社直接支持了这个刊物，他自己也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继承了《湘江评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传统，以毛泽东倡导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作为驱张运动的指导思想。《天问》的发刊词提出了“民众自决”的口号，表现了与军阀政府彻底决裂的精神：“政府既坐视而不之救，和会又久经停顿，并一万恶之张敬尧而不能去，湘民何辜，至于此极。夫政府与和会既不可恃，则吾人之所恃者，惟在民众之自决。今所恃民众自决之端，又何止一湘局……本报同人具此主旨，爰本湘事以推及于各省；本湘之去督，以推及于各省之去督。于军阀之横暴，政客之蛊祟，视为洪水猛兽，不可与一朝居。”创刊号上由主编执笔的《去张运动与湖南人》一文，关于如何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以达到驱逐张敬尧、铲除军阀势力的目的，有详尽的论述。文章认为，这次的驱张运动是湖南人民的“大觉悟、大联合”。号召湖南工商各界进而罢工罢市，与张敬尧斗争，“如去年五四运动之所以对付卖国贼者，亦吾湘工商界所宜有事也”。《天问》的全部评论（每期都有一篇社论性质的排在刊首的“评论”），贯彻一个中心思想：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依靠人民的觉醒、团结和斗争，才能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对于南北军阀政府、南北和会，不寄存任何幻想。评论说：“北京政府，吾人可视为堕甑不顾，与言去张，犹与虎谋皮，无益于事。”南方军政府，不过是“假护法之名，图分赃发财之实。”“和会自经停顿，久久阒然；即使复开，但顾分赃，安问民瘼？”因此，结论是：“一面鼓起群众，一面预备实力。”自然，这里所说的“实力”，还没有明确具体的含义。关于当时吴佩孚等直军的动态，《天问》极表关心，作了许多报道，而且寄予希望；对谭延恺、赵恒惕等湘军，则常予责难，或晓以大义，鼓励出师。这就说明《天问》的编辑认为，所谓湘军也可算作当时驱张的事实上的“实力”，应利用吴佩孚北撤的“形便”，催促湘军随后接防，以实现驱张去湘。根据当时的态势，《天问》准确地估计到这是必然出现的情况。

1918年侵入湖南的北军，除张敬尧部以外，尚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嫡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北军入湘时，吴自恃战功最大，而湖南军政大权全落张敬尧之手，因此，对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极为不满。在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吴佩孚为保存实力，收买人心，抬高身价，早在1918年6月间，即利用驻地衡阳的前哨的位置，与西南军阀的部队正式宣布停战。后来又迎合湖南各界厌战心理，通电全国主和。在湖南各系北军中，以领袖自居。段祺瑞鞭长莫及，奈何不得。学生和教职员驱张代表团到达衡阳后，即联合本地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几次至吴佩孚处，请求出兵驱张。吴当然乐得做顺水人情，一方面向代表团表示同情，示意：“自有办法”；一方面趁机通电各方并电张敬尧，对张施加压力。衡阳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各校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已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夏明翰、蒋先云等，都是三师的学生和湘南学联的骨干分子。由于吴佩孚不打算久驻湖南，对学生运动便没有做过多的干涉。利用这一特殊环境，湖南学联领导的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在衡阳开展得很有成效。驱张代表团到达后，更掀起了一个驱张运动的高潮。“驻衡湖南学生请愿团”于1920年1月出版了《湘潮》周刊，发刊的宗旨，除驱张之外，还提出鲜明的根本改造国家社会的主张：“一、做‘去张运动’的加紧鼓吹；二、研究湖南的积极建设；三、讨论救国的根本方法；四、研究社会的解放与改造。”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该刊第三号、春节特刊号和第十三号的两张。该刊认为张敬尧是一定能够赶走的；驱张运动成功了，是学界联合运动的胜利，是民众联合运动的胜利。此外，该代表团于1921年还出版了一本《蒸阳请愿录》，详述该团当时的活动，并辑录了一些有关驱张的材料。

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在困难而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驻省驱张团团部设在周南女校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由湘雅的张维主持；张去上海之后，即由明德的学生会会长唐耀章主持。通讯联络总站则设在易培基家。易将收到的各地驱张消息转交学联干部，编成《驱张通讯》，油印分发各校及有关方面。此外，还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方法。如组织临时补习学校，利用旅馆、茶楼作住为宿和活动场所；组织剧团演出反封建的新剧，为代表团筹款；将张敬尧新的残暴、敛财行为，写成材料告驱张代表团和各地报刊发布；同时仍坚持抵制日货运动。在张敬尧的纵容之下，1920年5月间，长沙还发生日商聚众捣毁国货维持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