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五四运动前后(10)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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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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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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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432字

张敬尧一家人(他有3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专横残暴,贪欲无已。1919年,他本人做“四十大寿”时,设“帅座大庆筹备处”,准备定寿筵400席,寿仪分福禄寿喜四级,即1000、500、300、200元,指名分配。后传吴佩孚将率官兵前来拜寿,恐起变故,方停止铺张。但寿辰这天,送“万民伞”等锦旗队伍仍排成一二里。勒索寿仪,则未停止。以金佛、现金最得欢宠。有个矿务局长奉金佛两尊,各重500两。四帅、少帅、小姐、妹妹、姨太太、姑奶奶等,无不有寿,每寿必享多仪。除活人做寿外,还曾为其母做十周冥寿,由他的政务厅、副官处正式通知各机关,筹办礼物。民间传言:“棺材里伸手,死了还要钱。”张还曾强迫一学校的女校长做妾,用湖田进行贿买,使得舆论大哗。他又公开提倡迷信,常常带领大批卫队到玉泉山庙烧香。他的四弟、第一混成旅旅长“四帅”张敬汤,他的继子“烂五团”团长、“少帅”张继忠,横行霸道,招权纳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因此,除开极少数安福系分子外,湖南各界,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统治及其残暴的“北军”,无不恨之入骨。


张敬尧所以严厉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除接受段祺瑞政府的命令之外,还同直接危害了他的切身经济利益有关。


自1915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要求以来,湖南人民抵制日货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运动。1918年至1919年间,张敬尧大铸铜币,大量购买外铜,其中以日铜最多。五四运动时,湖南人民排斥日货运动空前高涨,张敬尧出动军队压迫,也不能制止。因此日商受挫,不敢再进货;张敬尧的铜币铸不成了,严重影响他的私囊收入,使他更加老羞成怒。


1919年7月7日,学联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当时到场的人还记得,正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他粗鲁地叫喊道:“你们今后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9月间,毛泽东便开始了秘密的驱张活动,以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新闻各界人士,策商驱张办法;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同全国学联等团体取得联系,开展反张宣传活动。


暑假以后,各校陆续开学。学生联合会虽被张敬尧明令解散,但在毛泽东领导下,仍秘密进行各种工作,并于11月间,以重新组织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发表“再组宣言”,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鼓动湖南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尧的统治。宣言说:“欧战告终,潮流顿变,自主自决,权在国民。强敌觊觎,为日已久。倘无团结,何以争存。山东问题,急待解决,政府麻木,施措乖方,既失于前,当慎于后,主权回复,谁负仔肩?若以政府为万能,置安危于不顾,则丧尽国民之资格,而永为臧获矣,不亦大可哀乎!人将灭吾国而奴吾族,而吾犹自得,杏不知其所以。任彼佥壬,植党营私,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这些痛切的话,都是直指段祺瑞、张敬尧之流卖国虐民的罪恶而说的,实为湖南人民的第一次驱张宣言。


学联的主要活动,仍是借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同张敬尧对抗。11月29日,发生日本人在福州殴伤中国学生的事件。学联立即发布声援闽事惨案传单,要求全国人民加紧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政府媚日卖国。12月1日,长沙学生、纠察队和店员工人在火车站查出大批日货,当即要求焚毁。商会会长张先赞是张敬尧的亲信,有恃无恐,拒不交出日货。窃运的奸商勾结军警将日货强运至国货维持会,拒绝焚毁,张敬尧立即下令保护。学联不顾张的威胁迫害,通知各校和各界,于第二天即12月2日,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这天黑铅炼厂等处工人和许多店员工人都参加了。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牺牲奋斗”、“打倒强权”、“抵制劣货”等旗帜,到国货维持会取去所有日货。同时,好几批学生纠察队自八角亭一带商店中,清出大批日货布匹,一齐运到教育会坪准备焚毁。“合计在坪先期守候之学生与旁观人,约近万人。学生将各项劣货抛置坪内时,欢呼之声雷动。”正待举火时,“张敬尧遣弟敬汤,带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因受外人运动,甘心媚外,反骂称:‘你们这班东西……怎么敢挡外人,不怕惹起交涉吗?在此瞎闹!你们要知道我们张氏兄弟拿钱给你们读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我从前只知道湖南有男土匪,今天才知道湖南还有土匪婆(指女学生)。’旋有学生联合会会长、湘雅医学院学生等五人发言:谓今天的事,须我们自决。语未毕,即被军警拘缚至教育会内,张敬汤以手枪相抵,谓之曰:你们怕死否?随各拍一照,声将骈戮。又有长郡中学职员向张敬汤发言,谓今天学生出于爱国至诚,焚毁日货,并无不法,张即手批其颊,立呼笞责,卫兵攒殴。并令员殴杀,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可怜文弱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即数龄小学生,亦同遭毒打。驱逐解散者,不下数千名。哭声载途,为学界未有之惨剧”。


这是对湖南青年学生、对湖南教育界、对湖南人民的绝大侮辱。


这是一个爆发点,横暴昏庸的张敬尧点火自焚了。


学生们回到学校后,异常愤怒,感觉难堪到了极点,誓欲雪此奇耻大辱。但也有些人表示畏惧,散布悲观失望论调,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就从这天起,张敬尧对学生采取了进一步的残酷镇压,甚至还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这使得学生不敢上街,乃至不敢上学校。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易是一师的国文教师,当时思想开明,为教育界驱张的中坚分子。汇报情况,研究形势,商讨对策。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驱张已有群众基础。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且已传闻全国;如北京的湖南名流熊希龄、范源濂不仅不受他们收买,反通电揭发他的贪赃枉法的罪证,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同驻扎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正在增长,驻扎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也很表反感。在军阀内部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张极为孤立、脆弱。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毛泽东认为过去有少数湘南上层人士到省外作过撤张的活动,4月间上海南北和会也讨论过撤换湖南督军问题,但是没有群众力量做后盾,自然发生不了大作用,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在关键之举是把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职员动员起来,同张敬尧斗争到底。经过讨论,决定第一步是立即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高举驱张大旗,争取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的工作。


学联的主要干部紧张地四处活动,酝酿在两三天内总罢课。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张敬尧一面派密探往各校侦察动静;一面派出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罢课。各校当局和部分教师、学生,对罢课驱张抱有怀疑观望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主张罢课。毛泽东一面与湖南教育界进步教职员组织的学术团体——健学会的骨干分子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由他们去发动其他教师和广大学生;一面以学联的名义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进一步研究发动群众问题。在最后一次各校代表会议上,还有少数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有一个女校代表斥责这些学生没有爱国心,毛泽东支持这个女学生的发言,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毛泽东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扫除了一部分人的畏难情绪,增添了斗争的勇气。于是,这天的会议,终于促成了总罢课。


自12月6日起,由工专(工业专门学校)、一师、商专、湘雅、修业、楚怡、明德、周南等校,首先发动,各校就陆续罢课了。


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包括教会办的雅礼大学,以及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13万多学生,发布了慷慨激昂的宣言,首先历数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情况:“50万之教育经费,即尽提做军饷,不得不减成发放,初犹六折五折,渐至三折两折,最后连一折不发。6月份至12月份,积欠7个整月,酿成教员罢课。学校驻兵两年不撤,学生久无上课课堂。学生组织联合会,交换知识,启发民智,则两度被其解散。”继述2日发生的事件,“学生受此奇辱,又回想两年以来,有教育等于无教育,学生受尽摧残之实,张氏反得维持湖南教育之名。呼吁无门,不得已于12月6日全体罢课,解散归家,守候湘局解决。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明知此为极大牺牲,为前此之所未有,亦实因张氏罪大恶极,浮于中外古今。”


“时日曷丧,誓与偕亡!”这八个字表示了全体学生多么大的愤怒和决心。


学生总罢课之后,张敬尧于11日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还想用高压手段,迫使各校当局屈服。各校长职员齐集后,军警各界到者甚多,会场军警林立,备极森严。张敬尧两兄弟相继演说。张敬尧略谓“此次学生风潮,是新思潮的结果。学生闹新思潮,诸位职员是否亦有闻见?听说楚怡校长提倡新思潮不遗余力,这真是岂有此理”。并且厚着脸皮说:“此次学生因焚日货问题,全体解散。虽有人借此加我以摧残教育名义,但是我不承认。”最后下令:“各校应照常开课。旧学生愿来者听便,否则另招新生,注重读经,教忠教孝。”至张敬汤的演说,尤为可笑。略谓“湖南治安,就是我们的治安。我只知尽军人天职,维持湖南秩序。况湖南百姓,都是督军子民……日前学生在教育坪焚毁劣货,督军派我到会维持秩序,我对付学生,亦甚‘文明’。盖恐惹起外人交涉也……我们姓张的在湖南,也没有对不起湖南人的地方,且亦问心无愧。”


这是湖南教育界人士最后一次听“张督军”的训斥。招收新生,当然无人睬理。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湖南教育界同张敬尧的矛盾一直是很尖锐的。上海和会讨论撤换张敬尧的问题时,张曾邀集各校校长开会,以发放经费为交换条件,要挟他们联名发一个通电,挽留这个“仁爱湘民”的督军。大部分校长都还有点骨气,有的当场严词拒绝。于是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被指为社会党;孤儿院院长徐特立说了一句“清乡队扰民”的话,被指为通匪;明德学校校长胡某被指为谭(延恺)派;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被迫一度逃避省外。五四运动时,为了推进新的民主教育和加强本身的团结,朱剑凡、徐特立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会员多是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出面主持的人是当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的楚怡校长陈润霖。何叔衡、罗宗翰等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该会6月间成立时,朱剑凡作过“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他们每周聚会一次,并举行学术讲演。毛泽东很赞成这件事,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篇《健学会的成立及进行》的长文,介绍这个团体的活动和表示自己对它的希望。称这个团体的出现为“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它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这个团体的分子,思想当然也是复杂的。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者,有主张“防止过激主义”者,有主张“采用杜威教育主义”者,也有“只要研究,不要主张”论者,常常争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在反对张敬尧的昏暴统治这一点上,大家则是完全一致的。后来在谭延恺、赵恒惕统治时期,健学会中的许多分子,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右翼——知识界的上层人物,如楚怡、明德等校校长,即逐渐同新的统治者合作、合流了。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毛泽东还同其中一部分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关系。


以健学会的成员为中心,教育界上层的驱张活动也已酝酿成熟。毛泽东的活动早已转向教育界和新闻界,学联的工作由其他新民学会成员担任。


学生总罢课之后,各校教职员是否也宣布总罢教,在教育界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许多中间分子倒不是怕打破饭碗,因为早已有碗无饭,长期领不到薪水,多靠借债度日,学生罢课后,也无书可教;而是担心受到张敬尧的迫害。这一场争取工作,自然比学生罢课困难得多。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与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成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终于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随即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了。这对张敬尧的统治,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更加沉重的打击。


在总罢课、总罢教的前夕,形势已很紧张、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流传种种谣言,某某、某某将被逮捕等。学联与各界的驱张活动,早已转入秘密状态。教育、新闻各界坚决驱张人士,利用五四运动时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以统一行动。毛泽东这时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许多人表示了孤注一掷、誓与偕亡的决心,不达驱张目的,绝不罢休。毛认为这是实行湖南民众自决、各界民众大联合的绝好时机,只要能在省内外开展一个坚决的持续的驱张运动,必将促进张敬尧同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在总罢课、罢教的基础上,其他各界群众也一定能逐渐发动起来,同“张毒”作斗争。大家一致商定这样几个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一方面伸张民气,造成声势,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北军各系内部矛盾和湘军急欲收复失地,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


二、由各校派出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分别组成学生和教职员两个代表团,去北京的还组织一个总的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团。


三、一部分人留守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各界人士坚持省内驱张活动,并负责同外地各代表团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