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工人运动(6)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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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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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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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548字

那时泥木工人的挂名组织是封建行会——鲁班庙(老庙在东长街,工人少;新庙在宝南街,工人多),掌权的是封建把头“总管值年”10多个人。这些人一个个都靠泥木工人的血汗,养得肥肥的。他们剥削工人的花样很多,如每个工人出师要交上会钱,还要做出师酒;工人为此往往要白做一两年工。新学徒要交“入行费”(即“红名香钱”)。此外,他们还经管鲁班庙许多铺面、房屋公产,常任意盗卖。工人们从来没有同官厅打交道的经验,只好找“总管值年”,以为这些人会写“状子”,会讲话。“总管值年”指定封建把头郭寿松、甘子宪充当“涨价头人”——出面交涉的代表。郭、甘两人马上向工人要“交涉费”,工人们只好每人交五角钱。他们请了长沙256团团总、士绅和县署官员大吃酒席,又“交涉”了好多天,结果长沙县只允许按现有工资(铜圆42枚)折成银圆计算。增加工资毫无结果,工人的3000块血汗钱白白丢到水里去了。


在泥木工人中有威信的任树德,这时已入了党。他串联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抛弃对“总管值年”、“涨价头人”这些家伙的幻想,分头动员工人到鲁班庙开会,同他们算账。这天庙里集合了七八百人,把郭、甘两人找来质问、讲理,坚持三角四分、二角六分的工价。郭、甘两人理屈词穷,还想耍花招,再向工人要“交涉费”,继续“交涉”。一听到还要骗钱,工人火冒三丈,在任树德的带领下,立即响起一片“打倒涨价头人,打倒喝血鬼”的口号声,把两个家伙赶跑了。


任树德在工人中宣传各地罢工斗争的胜利,同时将前前后后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约了一批积极分子到船山学社听取党组织代表的意见,研究如何先在工人中组织十人团。


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亲自在泥木工人中进行耐心的工作,同任树德和仇寿松、朱有富、张汉藩、杨福涛、舒玉林等10多个工人中最先进的分子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当时泥木工人中,还残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如向政府进行请愿斗争,有些工人就不同意,在任树德这批先进分子的影响下,工人中的多数积极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通过他们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泥木工人,在修业学校、湘乡会馆和船山学社开了许多次会,工作进展得很快。最先以十人团为基础组织;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到9月初,已经组织完善的即有108团,会员达1000多人。于是正式组织泥木工会的筹备会,毛泽东亲自草拟了长沙泥木工会的章程共10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拟举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及其他必要事项;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十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由十代表大会选举41人组织委员会;委员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牍、会计、庶务、交际五股,进行日常工作;章程第九条并规定:“本会特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宜。”


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到会代表70多人(那天因快到农历七月半“祭祖节”,工人代表有一部分回家),来宾20多人。任树德同志报告筹备的经过,将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缘由说得很明白。刘少奇、李立三这天都是来宾;由刘少奇提议,还讨论了援助正在罢工的织造工人的办法。会议最后选举任树德、舒玉林、仇寿松、杨福涛、朱有富等41人为委员,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即会长。会址设在宝南街鲁班庙新庙。党派易礼容来担任工会的秘书,易当时参加湘区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泥木工人有了崭新的组织后,斗争的阵势就坚强起来了。工会一方面加强十人团的组织,筹备成立补习夜校加强内部教育;一方面在全城散发定要工价三角四分的“条子”(即传单),说明要求增加工资的种种理由,以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条件。


长沙县知事周瀛干慌忙召开全城绅商大会,张贴告示,不准工人加价,以“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的帽子,来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泥木工人见到告示,头上冒出火来,一个晚上,把全城布告都撕得干干净净。


为了揭穿长沙县知事的无理,毛泽东指示党的干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泥木工人的合理要求。例如湖南《大公报》刊登的《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李能至作)一文,这样质问周瀛干:“张敬尧已经跑了几年,《省宪法》已经完全公布,还要拿张敬尧的话来做法律,岂不好笑!将来银圆如民国五六年一样,你们也强制他们遵守张敬尧的法律,只许收42枚铜圆一天,那么长沙城里6000多泥木工人,只好活活饿死!并且你们加房租,究竟奉到了何人的命令?若说没有奉到命令,为什么硬要拿已经跑路的省长的话来束缚工人?《省宪法》上明明规定人民营业自由,你们赚他们工价太贵,莫请他们做工便了,为什么要强制他们不许加工价?”


毛泽东同时还与“中华总工会”及其所属的工会俱乐部,以及自治励进会等上层团体取得联络,这些团体中有些人是不满赵恒惕政府的,争取他们声援泥木工人,承认泥木工人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9月下旬,长沙县知事公署不得不稍作让步,贴出告示,规定泥木工人工价甲工二角六分七厘,乙工二角一分六厘,按银圆牌价算是加了几分钱。事实上,由于泥木工会的有组织的广泛活动,以及上述上层团体的支持,这时已有不少街团、军政机关和学校,愿意接受工人提出的工价了。


周密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和主观力量之后,毛泽东认为可以向泥木工人提出罢工的口号了。于是,任树德等召集工会骨干开会,详细研究了罢工问题,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各项准备工作也做好了,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立即宣布罢工的意见。10月5日夜,泥木工会委员会一致决议了六项办法:一、宣布于10月6日全体罢工。二、规定罢工的纠察员,负维持秩序之责。三、通电全国,求伸公道。四、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述明真相。五、向省议会请愿。六、非达到圆满结果绝不中止。第二天,全长沙城和报纸上都见到了泥木工人罢工的宣言。这篇宣言写得很短,写得如此生动而有力。


……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苦力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绝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的。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冒得甲工三角四分和乙工二角六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罢工震动了全长沙城,一切公私房屋的修建都停工了,连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外交署等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扎不成了。罢工的第二天,泥木工人的纠察员整队游行,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旗帜,通告全市泥木工人,遵守工会统一命令,不要自由行动;并劝告三泰街、藩城堤一带木货铺的学徒,不要私自做工。罢工开始后,特别组织了纠察队,为的是怕坏人趁机捣乱,以扫清当时反动政府对工人的“无组织”、“盲动”之类的诬蔑。为了防止各处请外帮的泥木工人做工,泥木工会又与楚北(即湖北)、江西、江苏各帮联络,取得他们的同盟互助。


罢工4天后,泥木工会逐日增多地接到军、警、学、商、教会、居民各界的函件,承认泥木工人的三角四分工价。这时人们担心天气转冷下雨,希望泥木工人早日复工。工会除派出工人去扎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以外,对于其余各处的请求,一一分别函复,说长沙县一天不收回成命,一天不开工,“哪怕另改别业,也是在所不惜的”。于是各有关方面,纷纷请求长沙县署收回成命,承认增加泥木工人的工价。


10月12日,泥木工会接到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来信,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第一纱厂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笔业等行业工人,都纷纷写信、发宣言,支援泥木工人的斗争。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十月八日的信中说:“我们尽力为你们的后盾,甚望你们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罢工的第十一天,各机关、学校、公私住宅来函催请复工的更多了,并且都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如果到17日尚不收回成命,决定19日举行游街请愿大会。这时长沙一部分公法团体和“公正绅商”出来紧急调停,请求工人不要游行请愿。他们写给泥木工会的信中说:“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痛苦尤甚。”周瀛干也在报上发表一封《奉劝泥木工人》的信,讲些好话;同时张贴告示,说“保全你们自己的利益,若要始终不听,是自甘受苦,究竟弄到什么田地,愿大家详细考虑,要莫后悔又迟了咧”。这种“好意的”恐吓,工人们丝毫不为所动。但是也还有少数怕事的工人仍对调停存有幻想,于是泥木工会就让这些先生们“调停”了两天。最后弄清楚,所谓“调停”,不过是折衷一下,改为每天三角钱而已;不过是这些先生们互相之间,请吃了几桌酒席而已。这时郭寿松、甘子宪二人又出来活动,于是工人们再也不听他们这一套“交涉”、“调停”了。


10月21日下午,泥木工会召集了2000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开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如何对付长沙县公署。群众十分愤慨,许多人上台讲话,都表示: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大会推选出任树德、朱有富、舒玉林、杨福涛、仇寿松、鲍海云等16人为请愿代表;并发出这样一个作为最后通牒的快邮代电给周瀛干:“罢工已久,衣食无出,饥寒交迫,众志成城,请与贵知事约:从今日下午10时起至明日下午9时止,24小时内,请贵知事用书面明白承认工等仅够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之要求。否则工等定于23日,推举代表1000人,前来贵署与贵知事面质理由,若犹不决,则定于24日全体6000余人齐到贵署请发衣食,以御饥寒。”代电最后这样申明:“23日之代表到署及24日之全体到署,均是文明举动,严守工人自治、劳动神圣之本职,一切由纠察员负责,不烦贵知事援引袁皇帝颁布之《治安警察法》,孜孜为秩序吃虑。”


10月22日长沙县署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且将泥木工会任树德等16个代表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工人们极为愤慨;也有少数人动摇,害怕再发生这年1月17日黄爱、庞人铨被杀害的事件;还有个别无政府主义的分子,不赞成请愿,说请愿不会有结果。毛泽东就连夜找任树德、仇寿松等来谈,说明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庞罢工时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长沙和全国各地都正在发生罢工运动,有全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作后盾;同时社会各界也都同情我们。另一方面,长沙县公署很孤立;这件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同时要大家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发生特殊事变。同时还作了这样的交代: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大胆与周瀛干干到底。


党的决心和信心,马上由代表传达到工人们中去了,大家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10月23日上午8点钟,6000多名泥木工人到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达到三角四分,绝不出县衙门。


为了便于作说理斗争,担任泥木工会秘书的易礼容为首席代表。这时下了大雨,全体工人依然精神饱满。9点出发,队伍前面打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的横幅,另一幅旗子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由教育会坪、贡院西街、老照壁,到长治路长沙县公署(1938年长沙大火后,长沙县署这块地方已改为一片民房),沿途大呼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到目的不上工!”“反对假自治政府,实现真自治政府!”


这样声势浩大的工人请愿斗争,在长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顶着政府的禁令干的。毛泽东这天亲自参加了,他穿上一件对襟衣,插在工人队伍中间。


队伍到了长沙县署后,看见县署的正门中间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两条条凳,上面插着纸套“大令”(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以镇压暴乱的护符,摆出“大令”就可以惩办人以至杀人)。显而易见,周瀛干还想摆威风,以为可以借此最后吓唬工人一下。正门有一排兵守卫,不让工人群众进去。于是全体工人齐集在县署的前坪,头门派总纠察8人、纠察员40人把守,不准闲人出进。易礼容、任树德等16个代表分两批人内见周瀛干。周态度仍强硬,认为公团开会议定为三角,未便增减;并横蛮地说:“你们的工钱够吃。”代表们就同他算账,周又被说输了。后来周听见外面群众叫口号,吓得进内堂再不出来了。第一批代表出来向工人报告交涉无结果,并表示决心:“今天不解决,今天不出衙门;明天不解决,明天不出衙门。”于是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了。等了一阵,代表们还不见出来。这时已过下午很久了。据当时参加请愿的老工人回忆,毛泽东这时从人丛中跳到坪中的大圆花坛上,向大家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很久,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干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他说完了,就领导工人叫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过了一阵,里面仍无动静,于是工人们就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准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这时衙门里出来一个职员,故意责骂士兵不该拿刺刀对人。工人中也有人说,不为难当兵的,就把枪交还了。这个职员这时却举起“大令”来,口里嚷着:“你们造反,这是什么,你们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工人代表于是上前跟他说理:“我们赤手空拳要饭吃,为何拿‘大令’吓人,看谁不讲道理!”说得这个家伙无言可答。大家这时就听从代表的意见,一齐蹲下来,等候第二批代表谈判结果。


由于工人同卫兵起了冲突,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周瀛干请赵恒惕的总司令部派来一连兵,将工人包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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