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泥木工人的挂名组织是封建行会——鲁班庙（老庙在东长街，工人少；新庙在宝南街，工人多），掌权的是封建把头“总管值年”10多个人。这些人一个个都靠泥木工人的血汗，养得肥肥的。他们剥削工人的花样很多，如每个工人出师要交上会钱，还要做出师酒；工人为此往往要白做一两年工。新学徒要交“入行费”（即“红名香钱”）。此外，他们还经管鲁班庙许多铺面、房屋公产，常任意盗卖。工人们从来没有同官厅打交道的经验，只好找“总管值年”，以为这些人会写“状子”，会讲话。“总管值年”指定封建把头郭寿松、甘子宪充当“涨价头人”——出面交涉的代表。郭、甘两人马上向工人要“交涉费”，工人们只好每人交五角钱。他们请了长沙256团团总、士绅和县署官员大吃酒席，又“交涉”了好多天，结果长沙县只允许按现有工资（铜圆42枚）折成银圆计算。增加工资毫无结果，工人的3000块血汗钱白白丢到水里去了。

在泥木工人中有威信的任树德，这时已入了党。他串联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抛弃对“总管值年”、“涨价头人”这些家伙的幻想，分头动员工人到鲁班庙开会，同他们算账。这天庙里集合了七八百人，把郭、甘两人找来质问、讲理，坚持三角四分、二角六分的工价。郭、甘两人理屈词穷，还想耍花招，再向工人要“交涉费”，继续“交涉”。一听到还要骗钱，工人火冒三丈，在任树德的带领下，立即响起一片“打倒涨价头人，打倒喝血鬼”的口号声，把两个家伙赶跑了。

任树德在工人中宣传各地罢工斗争的胜利，同时将前前后后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约了一批积极分子到船山学社听取党组织代表的意见，研究如何先在工人中组织十人团。

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亲自在泥木工人中进行耐心的工作，同任树德和仇寿松、朱有富、张汉藩、杨福涛、舒玉林等10多个工人中最先进的分子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当时泥木工人中，还残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如向政府进行请愿斗争，有些工人就不同意，在任树德这批先进分子的影响下，工人中的多数积极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通过他们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泥木工人，在修业学校、湘乡会馆和船山学社开了许多次会，工作进展得很快。最先以十人团为基础组织；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到9月初，已经组织完善的即有108团，会员达1000多人。于是正式组织泥木工会的筹备会，毛泽东亲自草拟了长沙泥木工会的章程共10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拟举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及其他必要事项；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十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由十代表大会选举41人组织委员会；委员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牍、会计、庶务、交际五股，进行日常工作；章程第九条并规定：“本会特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宜。”

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到会代表70多人（那天因快到农历七月半“祭祖节”，工人代表有一部分回家），来宾20多人。任树德同志报告筹备的经过，将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缘由说得很明白。刘少奇、李立三这天都是来宾；由刘少奇提议，还讨论了援助正在罢工的织造工人的办法。会议最后选举任树德、舒玉林、仇寿松、杨福涛、朱有富等41人为委员，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即会长。会址设在宝南街鲁班庙新庙。党派易礼容来担任工会的秘书，易当时参加湘区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泥木工人有了崭新的组织后，斗争的阵势就坚强起来了。工会一方面加强十人团的组织，筹备成立补习夜校加强内部教育；一方面在全城散发定要工价三角四分的“条子”（即传单），说明要求增加工资的种种理由，以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条件。

长沙县知事周瀛干慌忙召开全城绅商大会，张贴告示，不准工人加价，以“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的帽子，来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泥木工人见到告示，头上冒出火来，一个晚上，把全城布告都撕得干干净净。

为了揭穿长沙县知事的无理，毛泽东指示党的干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泥木工人的合理要求。例如湖南《大公报》刊登的《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李能至作）一文，这样质问周瀛干：“张敬尧已经跑了几年，《省宪法》已经完全公布，还要拿张敬尧的话来做法律，岂不好笑！将来银圆如民国五六年一样，你们也强制他们遵守张敬尧的法律，只许收42枚铜圆一天，那么长沙城里6000多泥木工人，只好活活饿死！并且你们加房租，究竟奉到了何人的命令？若说没有奉到命令，为什么硬要拿已经跑路的省长的话来束缚工人？《省宪法》上明明规定人民营业自由，你们赚他们工价太贵，莫请他们做工便了，为什么要强制他们不许加工价？”

毛泽东同时还与“中华总工会”及其所属的工会俱乐部，以及自治励进会等上层团体取得联络，这些团体中有些人是不满赵恒惕政府的，争取他们声援泥木工人，承认泥木工人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9月下旬，长沙县知事公署不得不稍作让步，贴出告示，规定泥木工人工价甲工二角六分七厘，乙工二角一分六厘，按银圆牌价算是加了几分钱。事实上，由于泥木工会的有组织的广泛活动，以及上述上层团体的支持，这时已有不少街团、军政机关和学校，愿意接受工人提出的工价了。

周密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和主观力量之后，毛泽东认为可以向泥木工人提出罢工的口号了。于是，任树德等召集工会骨干开会，详细研究了罢工问题，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各项准备工作也做好了，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立即宣布罢工的意见。10月5日夜，泥木工会委员会一致决议了六项办法：一、宣布于10月6日全体罢工。二、规定罢工的纠察员，负维持秩序之责。三、通电全国，求伸公道。四、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述明真相。五、向省议会请愿。六、非达到圆满结果绝不中止。第二天，全长沙城和报纸上都见到了泥木工人罢工的宣言。这篇宣言写得很短，写得如此生动而有力。

……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苦力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绝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的。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冒得甲工三角四分和乙工二角六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罢工震动了全长沙城，一切公私房屋的修建都停工了，连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外交署等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扎不成了。罢工的第二天，泥木工人的纠察员整队游行，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旗帜，通告全市泥木工人，遵守工会统一命令，不要自由行动；并劝告三泰街、藩城堤一带木货铺的学徒，不要私自做工。罢工开始后，特别组织了纠察队，为的是怕坏人趁机捣乱，以扫清当时反动政府对工人的“无组织”、“盲动”之类的诬蔑。为了防止各处请外帮的泥木工人做工，泥木工会又与楚北（即湖北）、江西、江苏各帮联络，取得他们的同盟互助。

罢工4天后，泥木工会逐日增多地接到军、警、学、商、教会、居民各界的函件，承认泥木工人的三角四分工价。这时人们担心天气转冷下雨，希望泥木工人早日复工。工会除派出工人去扎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以外，对于其余各处的请求，一一分别函复，说长沙县一天不收回成命，一天不开工，“哪怕另改别业，也是在所不惜的”。于是各有关方面，纷纷请求长沙县署收回成命，承认增加泥木工人的工价。

10月12日，泥木工会接到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来信，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第一纱厂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笔业等行业工人，都纷纷写信、发宣言，支援泥木工人的斗争。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十月八日的信中说：“我们尽力为你们的后盾，甚望你们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罢工的第十一天，各机关、学校、公私住宅来函催请复工的更多了，并且都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如果到17日尚不收回成命，决定19日举行游街请愿大会。这时长沙一部分公法团体和“公正绅商”出来紧急调停，请求工人不要游行请愿。他们写给泥木工会的信中说：“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痛苦尤甚。”周瀛干也在报上发表一封《奉劝泥木工人》的信，讲些好话；同时张贴告示，说“保全你们自己的利益，若要始终不听，是自甘受苦，究竟弄到什么田地，愿大家详细考虑，要莫后悔又迟了咧”。这种“好意的”恐吓，工人们丝毫不为所动。但是也还有少数怕事的工人仍对调停存有幻想，于是泥木工会就让这些先生们“调停”了两天。最后弄清楚，所谓“调停”，不过是折衷一下，改为每天三角钱而已；不过是这些先生们互相之间，请吃了几桌酒席而已。这时郭寿松、甘子宪二人又出来活动，于是工人们再也不听他们这一套“交涉”、“调停”了。

10月21日下午，泥木工会召集了2000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开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如何对付长沙县公署。群众十分愤慨，许多人上台讲话，都表示：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大会推选出任树德、朱有富、舒玉林、杨福涛、仇寿松、鲍海云等16人为请愿代表；并发出这样一个作为最后通牒的快邮代电给周瀛干：“罢工已久，衣食无出，饥寒交迫，众志成城，请与贵知事约：从今日下午10时起至明日下午9时止，24小时内，请贵知事用书面明白承认工等仅够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之要求。否则工等定于23日，推举代表1000人，前来贵署与贵知事面质理由，若犹不决，则定于24日全体6000余人齐到贵署请发衣食，以御饥寒。”代电最后这样申明：“23日之代表到署及24日之全体到署，均是文明举动，严守工人自治、劳动神圣之本职，一切由纠察员负责，不烦贵知事援引袁皇帝颁布之《治安警察法》，孜孜为秩序吃虑。”

10月22日长沙县署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且将泥木工会任树德等16个代表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工人们极为愤慨；也有少数人动摇，害怕再发生这年1月17日黄爱、庞人铨被杀害的事件；还有个别无政府主义的分子，不赞成请愿，说请愿不会有结果。毛泽东就连夜找任树德、仇寿松等来谈，说明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庞罢工时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长沙和全国各地都正在发生罢工运动，有全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作后盾；同时社会各界也都同情我们。另一方面，长沙县公署很孤立；这件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同时要大家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发生特殊事变。同时还作了这样的交代：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大胆与周瀛干干到底。

党的决心和信心，马上由代表传达到工人们中去了，大家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10月23日上午8点钟，6000多名泥木工人到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达到三角四分，绝不出县衙门。

为了便于作说理斗争，担任泥木工会秘书的易礼容为首席代表。这时下了大雨，全体工人依然精神饱满。9点出发，队伍前面打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的横幅，另一幅旗子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由教育会坪、贡院西街、老照壁，到长治路长沙县公署（1938年长沙大火后，长沙县署这块地方已改为一片民房），沿途大呼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到目的不上工！”“反对假自治政府，实现真自治政府！”

这样声势浩大的工人请愿斗争，在长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顶着政府的禁令干的。毛泽东这天亲自参加了，他穿上一件对襟衣，插在工人队伍中间。

队伍到了长沙县署后，看见县署的正门中间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两条条凳，上面插着纸套“大令”（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以镇压暴乱的护符，摆出“大令”就可以惩办人以至杀人）。显而易见，周瀛干还想摆威风，以为可以借此最后吓唬工人一下。正门有一排兵守卫，不让工人群众进去。于是全体工人齐集在县署的前坪，头门派总纠察8人、纠察员40人把守，不准闲人出进。易礼容、任树德等16个代表分两批人内见周瀛干。周态度仍强硬，认为公团开会议定为三角，未便增减；并横蛮地说：“你们的工钱够吃。”代表们就同他算账，周又被说输了。后来周听见外面群众叫口号，吓得进内堂再不出来了。第一批代表出来向工人报告交涉无结果，并表示决心：“今天不解决，今天不出衙门；明天不解决，明天不出衙门。”于是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了。等了一阵，代表们还不见出来。这时已过下午很久了。据当时参加请愿的老工人回忆，毛泽东这时从人丛中跳到坪中的大圆花坛上，向大家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很久，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干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他说完了，就领导工人叫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过了一阵，里面仍无动静，于是工人们就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准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这时衙门里出来一个职员，故意责骂士兵不该拿刺刀对人。工人中也有人说，不为难当兵的，就把枪交还了。这个职员这时却举起“大令”来，口里嚷着：“你们造反，这是什么，你们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工人代表于是上前跟他说理：“我们赤手空拳要饭吃，为何拿‘大令’吓人，看谁不讲道理！”说得这个家伙无言可答。大家这时就听从代表的意见，一齐蹲下来，等候第二批代表谈判结果。

由于工人同卫兵起了冲突，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周瀛干请赵恒惕的总司令部派来一连兵，将工人包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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