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5)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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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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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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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468字

在茫茫黑夜、荆棘遍地的时候,这一群团聚在毛泽东周围的青年,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根植于为国家、社会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友谊,是革命者前进中最可贵的一种动力。尤其当先驱者尚未投身于群众的行列和经历革命的风暴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战斗友谊,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五四时期,全国各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挺身站在时代的前列,吹起革命的号角。他们之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人,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这些民族的精英,还在求学时期,就已经表现出许多非凡的特点。他们那种冲决一切罗网的勇敢精神、弃旧图新蔑视权贵的宏伟革命气魄、密切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实应成为后代青年的永久楷模。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这些特点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同时,他在学校时的挚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以及随后结识的向警予等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最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除何叔衡活到60岁以外,他们短暂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初期的事业,同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都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除开志同道合之外,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能最后结成一个团体,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踏踏实实地奋斗下去,同他们都来自农村,跟农民有着比较深厚的联系是分不开的。他们深知民间疾苦,并且都从事过劳动,因而能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埋头苦干。他们既没有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的书生习气,也没有一般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浮华作风。毛泽东是这一团“星星之火”的核心,他比大家更富有创造力,思虑更深和更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下面一些片段材料可以看到,蔡和森、彭璜、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以及向警予6位先烈,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战友,绝不是偶然的。


蔡和森(1895—1931)是湖南湘乡人。他的文化知识是少年时期在商店当学徒和学手艺时,利用夜间苦学得来的。1913年,他考入第一师范。学校不收学膳费,除了发给一些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他便把这点津贴都积蓄起来,还为学校做些抄写工作,取得微薄酬劳,来帮助母亲的生活和妹妹蔡畅读书。大概由于自幼苦读的生活经历,在博览群书、纵横古今之后,主张采用激烈手段批判儒家思想,而以墨子的“兼爱”平等思想取而代之,以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所以后来一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便将墨子与列宁并比。


“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蔡和森在学校时的刻苦用功,革命思想,实践精神,胆大心细,办事认真,遇事善作分析,以及长于写作和严肃、刻苦的生活作风,等等,都同毛泽东有相似之处。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初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五次和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于1920年偕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后,就一直在党中央工作,参加并领导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31年,他在香港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在监狱里,他表现得极其坚强而英勇。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对付这个革命的铁人,反革命刽子手竟残忍到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用刺刀戳烂他的胸脯,折磨至死。


张昆弟的日记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可见他当年思想、生活的一斑。1917年8月23日,张到岳麓山蔡家一连住了3天。他俩天未明就到山上运动,白天越山漫游,晚上就畅谈抱负。下面是23日晚上,记述蔡谈话中的一段:“后蔡君又言所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蔡君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之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者所应知之事也。”这些见解,都反映了蔡和森当时所达到的思想水平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点: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反对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同毛泽东一样,这已远远超出于当时一般进步的知识分子。请看张昆弟对他的胜友的尊重:“9月26日:此行先意至蔡君家一宿,不料竟三。余近数年来至亲戚朋友家三宿者甚少。好在胜友处,多同居一日,即多得一日之益处。故不妨久留。下学年拟多过河几次,即多受几回益处。”他们两人一同创办新民学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载有蔡和森的七封信,都是1918年6月至8月间,他从北京寄给毛泽东和学会其他会员的。这些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学会的精神、组织和会员的出处问题,同志间相互协助的问题,以及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等。其中谈到关于怎样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应采用何种手段等,都表现了他的坚定的革命方向与灵活的策略相结合的精神,有许多精辟的议论。这些议论最初是由这件事开始的:杨昌济已到北京大学任教,希望毛泽东能进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言绍介,师言惟欲屈节。”他很不以这种空疏迂阔的“屈节”观为然。信中接着说道:“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尝与子升言,吾之积极思想,谓以吾国今日之情势,即娼优盗贼界中,亦须加入正人君子,况元勋报界乎?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旷观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以后在给毛泽东的长信谈及学会大计时,又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之地哉!曰烘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辞,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第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肥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到,究竟主要从何着手,依靠何种力量才能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这时虽然还不完全明确,但是一个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跃然纸上。他的“人地狱”之心,就是指凡是社会上有人群活动、有斗争的一切阵地,一个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的人,都应当不顾个人一切得失努力去占领。当然,这些信中所表达的思想,还是以善恶相斗的观念替代阶级斗争的观念。8月21日,他单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这种“手段与目的”说得更是明确,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吾人若以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以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到达北京之后,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了,他已感觉到这个革命之所作所为近似于自己的理想了,因此信中接着说道:“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的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当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蔡和森这时也还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由衷地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愿意效法列宁。这封信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最早响起的欢迎十月革命的一声春雷。因此,1920年他一到法国,接触了当时流传于欧洲的各种社会思潮之后,并没有目迷五色,无所适从,而是迅速地坚决地肯定了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同当时在国内的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不谋而合。


他去法国的目的,“全在团结工人”。到达法国后,领导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起,组织工学互助社,在勤工俭学生和旅欧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他给国内的《新青年》、《少年界》、《晨报》和长沙的报纸等,投寄许多文章,报道法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讴歌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并猛烈抨击国内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种种罪行。


关于他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对他的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的信服和仰赖,请看他接到毛决定前来北京的信之后,是何等狂喜:“昨夜(按指1918年7月23日)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以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


彭璜(1896—1921),又名殷柏,亦作荫柏,湖南湘乡人。他在长沙省立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发生了五四运动,十分兴奋地投身于运动之中,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发动了长沙学界全体罢课;还到湘南经济文化中心衡阳,去推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他以学联负责人身份,参加了《湘江评论》的创刊活动,成为毛泽东积极的合作者。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他被派到上海,组织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创办《天问》周刊,大造驱张舆论。彭是《天问》的主编和许多评论的作者。驱张胜利之后,他又与毛泽东、易礼容(商专同学)合作,筹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毛泽东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他担任会计干事,驻会接洽一切,组织湖南青年赴俄留学;并且在湖南《大公报》上著文鼓吹,以为俄国人是“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文章还表示欢迎苏俄政府发表的对华友好声明。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毛泽东对他极为推重,在一封信中说他“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彭璜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可惜的是,因为想要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大受刺激,刚愎性格导致精神失常,于1921年失踪了。


何叔衡(1876—1935)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五四运动时,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群众运动。驱张胜利后,他任长沙船山学社社长、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办《湖南通俗报》。1922年至1927年,一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湖南国民党筹建人之一。他是湖南宁乡人,自幼随父亲在家,一边读旧学,一边过着挑水劈柴的劳动生活。27岁考取秀才,他家中还保存一篇他1894年写的八股文章,18岁的青年已指斥清王朝之暴政虐民。文章的题目是《旱》,一开篇就写道:“夫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竞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顾无形之旱,民嗟荼毒,司牧者或不知草野之熏蒸,惟即有形之旱以显形之,则蕴隆致虫虫之概,山川有涤涤之容,当必知此不为福矣。嗟嗟!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遏也。”


何叔衡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同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为“总角之交”。后来他们四人又一同在云山小学教书,被称为“云山四友”。为了树立新学风,他们办学生会,提倡作应用文、学习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因而遭到守旧分子的反对,发生宁乡地方的新旧学派之争。旧派勾结地方豪劣,攻击他们“大逆不道”。何叔衡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尤反对重男轻女。他只有两个女儿,反对“无后为大”的孔孟之道。女儿取名实嗣,以示何家继承者。反对妇女缠足、穿耳,还替女儿剪辫子,培养女儿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他考入第四师范,随后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半年后毕业,1915年在长沙有名的楚怡小学教书。他教学生时,如学生不听话,自己反而伤心得流泪。组织新民学会时,何是会员中最年长的。他待人赤诚而热心,做事最肯出力,也最能刻苦。他当时就向谢觉哉介绍,毛润之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并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谢觉哉在回忆文中说:“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毛泽东当时常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是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毛泽东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期,何叔衡是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当时在同志们中间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何叔衡充分利用了他的社会职业和社会地位,在湖南传播新文化和建党方面,建树甚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被派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家中还保留着他从苏联写回的几封家信。这些信充满着无限的英雄气概。他告诫家人:“不向人乞怜”;“做于人生有益的事”;“活的要真活,不要活着反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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