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高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情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后来，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在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泽东同蔡和森的接触往交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锦熙的印象，黎锦熙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锦熙的影响。毛泽东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志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法送别，那天黎锦熙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泽东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锦熙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锦熙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当时教国文的袁仲谦老师，是清朝的举人。后来毛泽东同斯诺这样谈起他：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不论驳难论说记事抒情，无不佳妙。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师法韩文，门径就正了；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泽东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他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还有方维夏、徐特立两位，也是当年毛泽东敬重的老师，后来他们都受了当时学生的影响，成了共产党的党员。1937年1月，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是很尊敬徐老的。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正是马日事变之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真是“疾风知劲草”。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一直在第一师范教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修身等课，还兼任教育实习主任。他出身于贫农的家庭，只读过六年私塾，后来完全靠刻苦自学（包括自然科学）而成为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艰苦朴素、谦虚勤奋的作风，给全校师生印象最深。他讲课时，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也不谈抽象空洞的大道理；他常以古往今来的模范人物的嘉言懿行来启发学生，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指点学生。例如他讲，俭朴的生活不但可以节约，而且能使人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锻炼坚强的意志。他当时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从北门到南门外书院坪来上课，要步行近5公里路，大雨天也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师的学生有课外自学的风气，但自由上往往存在一种贪多图快的毛病，结果囫囵吞枣，忘得也快。徐特立自己读书向来“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即读书时一定要记下心得和书中精粹之处。这些方面，他的主张同杨昌济也是一致的。

方维夏是湖南平江人，1879年生，优级师范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先后担任博物、农业教员和学监（即教务主任）。他担任农业科教员时，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种植各种农作物。亲自播种、施肥、中耕、灌溉，使学生对农业劳动很感兴趣；担任学监时，他以民主精神教导学生，代表学校领导教友会的活动，充分发挥学生自治才能。他是一位深受学生尊敬的老师。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他联合徐特立等，反对湖南教育界廖名缙等“筹安会”帝制派。张继尧垮台后，他做过一段时期的教育司司长。在赵恒惕统治时期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利用议会讲坛对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常予支持。后来他感到议会斗争软弱无力，秘密去广州，在“湘军”中做政治工作；1925年由李六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最年长的党员之一，对发展“湘军”内部党的工作贡献很大。北伐时任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国共分家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民主政府总务厅主任等职。红军长征后，在湘粤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在桂东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杨昌济

比较起来，当年给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担任修身、教育、伦理等课程的杨昌济，毛泽东对斯诺是这样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教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杨老师的爱女杨开慧，后来是毛泽东的妻子。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的关系最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30岁以前博究孔孟与宋明理学，随后留学日本、英国10年研习教育与哲学，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

关于他们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张昆弟烈士在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曾有一些记载：

“8月22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月8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日记中随后检讨自己今后应以“淡泊明志为第一着手处”。）（此处所谓“存养”，是根据主观唯心主义性善论者孟子所说“存其心，养其性”。即主张人应常反省，讲究修养，保持天性中的善根，不要受社会上的恶习熏染；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主张所谓克己寡欲，淡泊明志，不追求世俗名利。）

“9月13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的情形下，杨昌济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在许多方面虔诚地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是很深的。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的21个会员中，有20个是杨昌济的学生。杨昌济对弟子们的影响大体有以下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