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党的建设(1)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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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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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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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388字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是党最正确的领导者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个党的普通党员……


湖南自治运动


张敬尧被驱走之后,湖南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都非常兴奋,无不希望从此脱离北洋军阀的魔掌,休养生息,恢复元气。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皖系打了败仗,“北军”一时也难以再侵入湖南。因此,一般社会人士认为“湖南人管理湖南自己的事情”,实行“湖南自治”,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各种新的团体应时而起,新的书报也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界代表人士纷纷在报纸上对当前政局发表主张。同时十月革命的影响已进一步传到了湖南,不少人对俄国、对社会主义也开始发生了兴趣。“施行民治”(即民主之意,为当时用语),“民治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亮。率湘军进驻长沙的谭延恺、赵恒惕正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帜,他们这时的地位还不很稳固,不能不装扮着某种“顺应民情”的姿态。


谭延恺于辛亥革命时攫取湖南政权之后,曾在湖南三进三出,被视为所谓“三次亡湘”的罪人。但他八面玲珑,精于做官之道,一生目的,只在保全禄位,人称“水晶球”。因此,他在湖南一般中上层阶级和官僚士绅中,尚无大恶感,而且颇有一批“谭派”政客,为他捧场效劳。1920年6月17日进入长沙的时候,他在各界代表欢迎会讲话,据报载,是“泪随声下”的,说他“督湘数次,负罪甚深,清夜扪心,弥深惭恧,不能不求父老原谅”。可是,他除自任省长之外,在这个会上还宣布:“我此时仍以(湘军)总司令名义整顿一切,良以大敌当前,不容规避。”其实1918年初,谭在桂系支持下,回到永州,即再任湖南督军,这个称号他并没有舍得丢下,不过这时避免抬出来罢了。实际上是一身而兼三任。“督军”的名号在湖南人民中实在太臭了;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总司令”不过是换个招牌而已。在湖南的军阀中,谭延恺是一个最懂得掌握军权的。18年之后,毛泽东还这样谈到这个人:“谭延恺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这个“湘军总司令”的名义,谭延恺就露了自己的底;也正好回答了《天问》的预告:“无论何人拥有督军的势力,他日即不免于为张敬尧之祸湘。”赵恒惕这时的名义是“湘军总指挥”。湘军中的谭、赵两派霸占全省之后,正在紧张地明争暗斗,各自扩充实力,占据地盘。当时的优势,还暂时在“总司令”这一边。


对于谭、赵之流,毛泽东当然看透了他们的本质:“老虎口里是讨不出碎肉的。”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他就曾发出这样的警号:“于今张敬尧走了,我觉得这种‘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往后正复不少。这些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我们便可以依从了吗?不论是湖南人或非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这儿所谓“非张敬尧”自是明明白白指着谭延恺、赵恒惕这班人说的。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的一段短时间内,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活动:除湖南改造促成会之外,全省学生联合会更积极参与政治了,文化书社办起来了,《湖南通俗报》出版了,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发起了,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了……


他同他的战友们详细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谭、赵政府纯粹是欺骗政策,社会上一般盲目的乐观是极其可虑的;认为正在流传的“湖南自治”的口号,有因势利导加以正确解释的必要,而当时比较开朗的局面确是推进湖南革命运动的有利时机。因此,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导思想的“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发出警告,劝人们认清今后局势,困难尚多,不要对统治阶级寄有幻想;同时对驱张运动中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放弃发动群众的基本工作,热衷于请愿的办法,作了批评。宣言说:“我们这次牺牲太大,所得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军事上的促成,转足以重民众的痛苦。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讨食。这是我们以后做事的目标,更是我们极诚恳慎重的宣言。”


毛泽东深刻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中国当前还没有具备举行全国性革命的条件。他常跟他的战友们谈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主要由于:首先有列宁领导的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是由布尔什维主义武装起来的,有好多万党员,进行了长期革命的准备工作;其次,有真正可靠的广大群众,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工人、农民都一呼而起了;同时还有俄国战败的时机,因而能在短时间内一举推翻不稳固的资产阶级政府,扫荡反革命党和反革命阶级。他认为这些条件中国都还没有具备,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的革命力量应当努力推动民主运动、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有的人觉得人数少、力量小,信心不够。毛泽东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什么事情不是一开始便可成功,便见大效,便可争取到多数群众的。只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起来的。他认为中国的事,目前既不能从全国一总处下手,就应从地方、分处下手。他很赞成杨昌济说过的:“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他说,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办法;现在应当倒过来,先从分处、从基础、从发动人民群众着手。湖南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良机不可失,应当尽可能在湖南这个地方把可能做的事办起来,其他各地也来仿效,全国的事就好办一些了。关于这样一些认识和主张,他随即在长沙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出来。


湖南改造促成会这时已迁到长沙,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新增加了许多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为了掌握时机,开展广泛的民主运动,扩大革命力量,引导各种主张的活动归入一个正确的轨道,从而揭露谭、赵政府的反动本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彭璜(这时仍是学联的负责人)、何叔衡等,约集了改造促成会的主要成员,研究当前的形势。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必须发动群众,抓紧促进的运动,将谭延恺的“军”。讨论的结果,由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表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刊登在7月6日长沙的报纸上。文中开门见山地说:“湘事糟透,旨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于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这个《主张》对南北军阀是同声痛斥的。


为了使得人们对新来的统治者谭延恺、赵恒惕不存幻想,予以先发制人的揭露,《主张》的结尾正面提出对新政府的要求。也即是对“敌对者”的警告:“谭组安(谭延恺的号)、赵炎午(赵恒惕的号)诸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希望也。”这些内容也可说是新民学会关于当前湖南问题的政纲。


这个《主张》发表之后,引起了各方面极大的重视。长沙各家报纸开始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一些官僚政客和老民党分子也催促谭延恺宣布“湖南自治”,以摆脱同南北政府的关系。谭延恺无法再沉默了。


由于怕开罪南北双方,八面玲珑的谭延恺,原来并不打算唱“湖南自治”这出戏。但慑于各方压力和社会舆论,只好硬着头皮,于7月22日发出一个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通电,借此也正好钓钓浮名,讨好于众。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如果不“顺应民情”,就很可能爆发倒谭运动。


这个通电发出之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真是假,谭延恺就变成一个极其赞成“自治”的人了;于是就自然出现顺水推舟、弄假成真的局面。这时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长沙各家报纸每天少则一两篇,多则三四篇。但是社会上关于“自治运动”的意见,还是众说纷纭的。例如,当过一任内阁总理的“湖南名流”熊希龄,多次想做湖南省省长不成,这回又想投机,赶忙从北京寄来一个《湖南自治法大纲》,并派代表同谭延恺接洽。结果,这个《大纲》被长沙的报纸逐条驳得体无完肤。


对于一个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历来主张先要造成舆论,也就是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针对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从9月3日到10月7日的一个多月之内,他连续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所谓湖南自治问题,即人民究竟需要怎样一种“自治”,怎样做法,才能促其实现。在最初的几篇文章中,他主要谈的是,湖南的根本问题在如何实现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他自己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说过:“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他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为了贯彻这种主张,他说,那时还采用了所谓门罗主义的口号,“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在文章中,毛泽东对当时全国政局的看法如下:“18省乱七八糟,造成3个政府、3个国会、20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18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同时美国亦不干预欧洲列国。后遂以门罗主义称孤立保守主义。通变成被征服省”,“受害无极”。又说:“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具备像俄国那样进行“全国彻底总革命”的条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及“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起来。因此,目前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各省人民起来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就湖南来说,现在“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湖南农工商学各界人民应当起来“自决自治”,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他赞成的所谓门罗主义,是湖南《大公报》的主笔(龙兼公)提出来的这样3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种想法,确也反映了当时湖南一般人的心理。


随后他写了一篇更为极端、更为痛快的文章,《反对统一》长达2000字,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反对南北和议,反对全国统一。文章开头就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有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为什么呢?“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的一个意外的收果。”当时除湖南外,还有广东、江苏、湖北几个省在发动“省自治”。如果全国“统一”了,各省又要受这种“统一”的约束。“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这篇文章是面向全国的。发表这样对全国政局如此尖锐的见解,使人感到这位青年作者的魄力非凡。关于湖南自治运动包括“湖南共和国”的思想,其中心是人民为政权主宰,定要由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从步骤来说,就是全力摆脱北洋军阀中央政权的政治。至于理想的政体,并未超出以普选制为标志的民主政体,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毛泽东当时很推崇瑞士的政治制度——联邦体制、直接民选和武装中立,“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这种“主权在民”和地方分权思想,大体也如孙中山的民权观。关于国体、政体这类政治问题,看来也属于毛当时新旧变化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像办《湘江评论》时一样,想到什么就立即着笔,关于湖南自治运动他一共写了21篇文章和书信。


这种将湖南同全国孤立起来,一个省是否能关起门来办事,虽然是令人怀疑的一种想法,而且当时在舆论界就引起一些误解;但毛泽东赞成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从人民的觉醒和愿望出发,鼓励全体人民起来当家做主,不再听任军阀、官僚的摆布,确代表了当时湖南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是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