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水口山工人又曾起而作过一次经济斗争，没有获得结果。直到1926年，党派陈昌秘密来水口山恢复工作。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蒋先云、刘东轩曾回到水口山一次，工人俱乐部重新组织起来。马日事变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水口山的革命火焰，曾燃烧到最高点：工人和附近农民1万多人，缴了矿警的枪支，武装了自己。3000多名工人、农民下山攻打常宁县城，但因缺乏军事斗争经验而失败了。1928年初，又有200多名工人，两次缴了矿警的械，下山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队伍参加了湘南暴动，成为红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基础。1928年3月，国民党地方反动民团包围水口山，进行了疯狂的大烧抢、大屠杀，被杀死的工人近200人，被捕的工人40多人。

水口山工人的英勇斗争，同安源工人一样，从毛泽东最初领导湖南工人运动起，直到十年内战初期，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着光辉的一页。

教训一位“长衣先生”

1922年时，长沙铅印活版（铅印指机器房、活版指排字房）工人每月工资最高8元，最低的只有4元；每天平均工作11到12个小时；特别是排报的工人，主要是夜间工作，更为辛苦。因此铅印工人久有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

毛泽东主办过期刊，平时与报馆来往又很密切。因此对铅印工人的生活最熟悉，对他们的痛苦知之最深。1922年下半年，在湖南工人罢工高潮中，他亲自帮助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他自己还兼任过铅印工会的秘书。

1922年11月21日，铅印工会派代表邀请各印刷公司的老板同他们进行谈判，提出活版、铅印两部工人每天工作时，正式排字工人的工资增至12元一月，其余各种工人和包件活另定有合理的工资标准，工会特别对报界写了一封很委婉的信，信中说：“报界主持公论，体念劳工，素所钦佩；敝会工友手印各报，对于报界，亦不无微劳；关系既深，情意自切。所有敝会向各公司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各情，理合函达贵报。企予主持公论，使敝会合理之要求早日达到。”

赵恒惕官办报纸《湖南日报》的印刷工人，向赵政府秘书处提出要求之后，赵政府只答应每月增加工资一元，工作时间照旧。其他报纸资方见政府如此，自然跟着走。工人们都很愤怒，于是决定罢工。工会干部同毛泽东研究后，都认为可以罢工。毛嘱咐他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罢工后工人的吃饭、居住等问题都要准备好，这样，斗争才能坚持。

铅印工人于是在11月25日宣布罢工。

铅印工人一罢工，第二天长沙城就看不到报纸了，社会上受到的震动，比有些行业罢工来得更大。

据当时亲自参加这个斗争的一个老排字工人的回忆：“当时伪省政府的头子们以为只摹停两三天工，我们就会因感到吃、住的困难而不能坚持下去，所以起初不闻不问。殊不料我们靠着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示，老早就防备了这一招，全市300多名铅印工人的吃、住，并没有发生困难。坚持八九天后，伪政府的头子看见我们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遂摆出穷凶极恶的面目来。一方面派他们的走狗军警来强迫我们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各印刷厂的资方，以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来恐吓和要挟我们。当时一部分工人慑于伪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去，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铅印活版工会马上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同志，他即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永远再莫想获得胜利了。伪军警虽然强迫我们复工，但是只要我们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所有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而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这样，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我们的力量更坚固了。”

为了学会同资方作斗争，老工人还记得，毛泽东组织他们学习、预演：由一人扮演资方，提出种种刁难，同工人纠缠；工人代表则一一予以驳斥。毛泽东从旁指导，最后将资方可能提出的借口和使用的手段，都批驳得体无完肤。这种高妙的办法，更加增强了工人斗争胜利的信心。

铅印工人的罢工继续坚持下去，有半个月了，也就是说，长沙城的人有半个月没有看到本地的报纸了。社会上一片埋怨声；各报馆的编辑、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老板也催得很急。但印刷公司老板都以省政府的态度为转移。罢工期间，毛泽东以湖南劳动组合部书记的身份，邀报界、机械界、石印界和印刷同业公会代表，一起同铅印活版工会代表进行谈判，并居间调停。“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事，工人亦从而可之。”最后，赵恒惕衙门内的老爷们眼看威胁不成了，这种没有报纸的情况又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不得不要求铅印工会派代表去谈判。结果，完全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其他印刷公司自然也只好同意。

这次铅印工人的罢工共坚持了17天，最后获得彻底的胜利。工人们高兴极了，工会的威信更高了。

铅印工人于12月12日上工之后，13日各报照常出版。这时却发生一件对工人不利的事情。

12月13日的湖南《大公报》刊出一篇“时评”，题为《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署名“盾”，是该报总编辑李抱一写的。这位总编辑在他的“时评”中首先“评”道：“我们不说印刷工人此次罢工没有理由，只是不认为有罢工的必要。”随着，他就对工人大开其教训，态度非常狂妄，完全摆出一派统治阶级代言人的臭架子。他说：“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的学问……为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重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种弱点。”这位编辑老爷认为工人的弱点是：第一，“欠缺常识”。他以工人要求报馆提前交稿时间为欠缺常识。第二，“不守秩序”。他认为“要有学问才能涵养性格，才能谨守秩序。”他很担心“此后各工人难免不狃于此次的胜利，遂嚣张起来；人数日多，品类日杂，虽有多数代表纠察，恐亦不能维持秩序了。”第三，“不知卫生真谛”。这位编辑老爷以学生“每日工作时间也长”为例，由于学生“有体操，所以能锻炼身体”。因而他怪铅印工人之“过劳成疾”是“没有作得运动”。最后，他还有一套同赵恒惕、吴佩孚也无二致的“劳动运动学说”：“忠告你们工人，如欲能够自立，须没有显著的弱点；欲没有弱点，须得有相当的知识；知识自学问得来，那就非注重学问不可；至学问如何而得？则须赶急自组补习学校，每日无论如何，须抽出一二时去受课和运动。”他还“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了工会，这样“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这位编辑老爷的结论是：“只宜专意提倡工人教育，免除以上所举的弱点。”

湖南《大公报》总编辑的这一套论调，当时在一般中上层社会人士和文教界人士中，是甚为流行的。这些人有时也打着“同情劳工”的招牌，但是当工人真正积极行动起来，工人运动日渐发展，特别是损害到他本身的利益时，他们的狐狸尾巴——敌视工人运动的真面目马上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同这些人长期打过交道，平日同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在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总是尽可能争取他们援助或保持中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不正面与之作斗争的。但是，这次湖南《大公报》的“时评”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件了。这不比警察厅的抓人打板子，也不比赵恒惕发表一篇“训示”，这是一个平时以“为民请命”作标榜的报纸和记者的“公言”。尤其湖南《大公报》当时在一定意义上是代表地方“民间性”的报纸，过去在汤芗铭、张敬尧统治时期，曾因主持正义受过多次压迫，平时对新文化运动和群众爱国运动一般也采取比较积极的支持态度，当时工人运动的消息也常予发表，有时还对工人表示某种程度的同情。从个人关系说，自五四运动以来，毛泽东同该报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不仅常为该报写文章、介绍文章、帮助整理资料，而且还担任过该报特约记者的工作，跟报馆内部前后好几个主持人也都保持一定的友谊。报馆的人员也知道毛泽东这时正在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因此，这篇“时评”特别是最后几句“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的话，完全是有所为而发的。最重要的是，这种诬蔑工人的谬论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毛泽东认为对湖南《大公报》这种敌视工人运动，却仍企图以说教者姿态出现的“时评”，必须予以尖锐的揭发和驳斥；对这种站在工人头上指手画脚而实质上代表统治阶级说话的“穿起长衣”的高级知识分子，认为必须给以恳切而严厉的批驳和教训。

就在第二天，1992年12月14日，湖南《大公报》只好自己打自己耳光，刊出毛泽东执笔的《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

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的信，首先指出这位记者是在“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双方都要拥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工人、农民不能不为保护自己也“显出神通”。信中委婉而严正地说道：工人、农民并非不愿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欠缺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我忠告你们工人’，‘助长工人嚣张习气’；应当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啊！先生，你真个能诚恳地帮助我们、忠告我们吗？那么，我们很愿和你握手，请你赶快拿出你的手来，切莫再‘你们、我们’，恍惚像‘我们’是‘官’，你们是‘小的该死’一样。”

“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譬如我们说你贵报馆，每月受某私人多少金钱，你能承认吗？我们且问你：你之所谓‘不再（‘再’字于检稿时被我们工友删去）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先生果何所见而云然？果有何种证据而云然？请你赶早答复我们。我们更愿新闻记者说话要翔实些才好啊……”

“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的朋友。先生说我们受人驱策，为人牺牲，先生‘可怜’我们，先生便应该做我们的真实的指导者。我们很愿先生能真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什么‘我因此更进而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你们……’啊！先生，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吧？请快快脱去长衣！”

最后，关于工人应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获读书和运动机会的问题，信中说道：“夜工的问题，现在且不谈。我们且问你，工人们进补习学校读书的时间又在哪里？难道他们有分身术吗？并且，长沙城里有几个补习学校？长沙城里有多少工人？请你仔细调查调查，再说话吧。我们现在承认，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我们要减少时间，雇主不理；我们要团结，人家破坏，故我们不得不有运动。我们要拥护我们读书的利益，而人家说我们不该；我们要聘请指导者，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先生，而人家又说是‘受人驱策’、‘为人牺牲’，并且说他们是‘试验主义’。好好，我们就请那说话的人吧，而他又要穿他的长衣，不能来。先生，请你再和我们想一个更妙的能求得知识的方法吧！免得我们长久受人教训啊！”

“至于说夜里做工，照卫生原理上，你承认全无妨碍。不错啊，编报的人是夜里做工；做官的、当政客的、当议员的，也都是夜里做工。他们为什么肥肥胖胖呢？我们不但夜里做工，日里也做工，我们不能睡到下午才起床，我们更没有肉吃。劳动者因营养不足，或工作过劳，往往碍其卫生；补救之法，在穷人方面，只有睡眠休息一途，你知道吗，你要我们体力劳动者，在劳力疲倦之后，还要做一二三四的体操、运动，你真是不得我们死吗？你提出这两个问题——夜工、运动，不是一言两语能够答复你的。现在不多说了，我们也劝劝你，你真是太读多了书啊！我们要请你来试一试和我们一同工作的滋味了。”

毛泽东领导的铅印活版工会同湖南《大公报》总编辑的斗争，对于广大工人群众特别对于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毛泽东从他早期的革命活动时起，就掌握了阶级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在1922年同湖南《大公报》记者“盾”的这一场斗争中，他就洞见了社会上中间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向右跑的趋势，因而对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两面性采取了这样正确的政策：对于它的革命的可能性哪怕是暂时的，取联合的政策；对于它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则取批评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种斗争形式的批评政策。

毛泽东后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过：“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在赵恒惕的反动统治日益强化和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原来在驱张运动时尚表现有一定革命性的知识界代表分子，那些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上的某些上层人物，就逐渐倒入赵恒惕的怀抱中去了。在1927年初，湖南工农运动进入最高潮时，湖南的中间阶级发生了更深刻的分化，像湖南《大公报》这样的集团，就曾同国民党右派首领刘岳峙所组织的反革命组织“左社”沆瀣一气，于1927年3月被革命政府查封。

长沙各行业工人的罢工

长沙当时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手工业行业不下数十百种。除开码头工人外，手工业工人中最多的是泥木工人、人力车工人、织造工人等，其他行业工人多是几百人、数十人不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用了很大的力量在这些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