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29日，曾经最热衷劝进的湖南督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并电促袁世凯引退，袁世凯阅电昏厥，几天后死去，世称此举为“送终汤”。黔桂湘联军旋即进入长沙，将汤芗铭逼走。6月26日，学校放暑假，第一师范内驻有广西部队，毛泽东离校返家乡，夜宿银田寺，当晚给萧子升写信，述一路见闻：“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按指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反袁独立后的入湘部队），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畲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1200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约法，重行召集国会，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控制北京政权。于是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毛泽东这时对政局的看法近似梁启超，赞成拿办筹安会8名帝制要犯，但是颇厌恶南北分裂局面，尤惧内乱不已，因而反对种种暴力行为，希望大局早日安定，认为北京政府统一全国是可行的。7月18日致萧子升信中，表示了对汤芗铭的同情，认为汤芗铭在湖南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治军也纪律严明，此次“筹画独立，尤具苦心”。“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也。”此信很是为汤芗铭辩解，却不去注意汤芗铭督湘3年，斩杀党人政敌、无辜百姓达17万余人，被湖南人称为“汤屠”的事实，同当时舆论颇不相同。这大约是因为青年毛泽东此种对时局的看法，包括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尚未摆脱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当年维新派包括康梁和严复等，同孙中山革命派的分歧，不仅在帝制问题上，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根本不同，他们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革命，长期“内乱不已”的局势。当年毛泽东显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对汤芗铭的看法，他后来有了改变。1920年，他签了名的宣言《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说：“前督汤芗铭屠戮人民，搜刮财物，湘民久已含愤莫申。”（这个宣言如不是他的手笔，至少是他参加起草的）这就同当时舆论一致了。

7月25日致萧子升长信约3000字，继续议论时局：“12日由湘潭发一函，18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接着谈及南方各省省长易人，多护国军方面的，如蔡锷督蜀等，认为中央“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门罗主义，举刘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本省人做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下面列举政府机关、各县知事及学校校长之人事争夺：“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社会上且有以“帝制嫌疑”为名，于是“暴徒乘机报复”。“弟昔曾与璋兄（即萧三）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这封信的后半部论述欧洲战场、美国国内政局和有关国际形势，特别谈到本月发生的“日俄协约”，关于满蒙权益的分掠。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请看，对于日本既定侵华政策，说得何等痛切：“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于国事如此忧虑，一种担当天下兴亡的强烈责任感，使他预感到同日本“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0年后是1937年，何等巧合的预言。此信今天读来，仍不能不令人感佩。

毛泽东这种细读报纸、畅论时事的习惯，随着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后，对时局剖析精辟、深具远见的言论，到了1919年7月间主办《湘江评论》时，就得到最好的发挥了。《湘江评论》周刊只出了4期，《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及种种评论，引起省内外的广泛注意。4期共刊由他执笔的大小文章约40篇，长者近万言，短的不过几句话。30多篇短文都是议论时事的，其中20多篇议论巴黎和约和国际局势，《各国的罢工风潮》长达3000余字。《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长达七八千字，从1919年5月7日德国代表到达巴黎始，到6月28日和约签订止，详述其间强暴易位，折衷挣扎，德国虽举国鼎沸，终于因兵临城下，不得不屈辱签约的全过程，至今读来，还使人感到这是一页何等沉重而动人心魄的历史。由于深知“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犟的特质”；“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还由于俄国和东欧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在文章结尾这样预言道。

“1919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1919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1919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然则这回的和会，‘其能五稔’（按，即五年），尚靠不定。如若真以‘德俄和约’、‘德罗和约’的例来推测，恐怕就是早晚的问题。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得很啊！”

学生时代就这样关注时事，对国内外政局的发展能作这样透辟的分析，甚至作出有如预言家的判断，这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尤须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才能做到。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充分反映了这一高贵的政治品质。

在当时的报纸刊物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新青年》。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且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辞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肄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接触：“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济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经济不外看史”，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10页史书），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怎样获得国学的常识呢？信中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吾读此篇而及于，乃加详究焉出于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辞章、曰经济，亦然。”“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万种。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又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想见，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自己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虽然治学济世的思想已转向“大本大源”的哲学和伦理学：“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然而并未放弃对国学的研究：“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看来，毛泽东这时确也曾有过埋首经群史丛之中，想在学术研究上有番作为的。

杨昌济国外留学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1914年10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认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学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绝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