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二十岁以前(2)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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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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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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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702字

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人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的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朱熹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定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和《左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毂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毛泽东选集》4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工夫。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存储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信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连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言之成理的。


水浒三国西游记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主要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是《聊斋志异》,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他同斯诺谈话中的这段回忆,是合情合理的。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元明清三代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为由,对民间流行的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禁得严厉。可是平民百姓尤其儿童,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传奇一样,《水浒传》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水浒传》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传》作者撰述成书。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起义归罪于《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颠,垂为厉禁。”清代自乾隆到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对斯诺谈到这些的时候,强调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传》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在江西,他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传》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传》第47回到第50回的那一大段。后来在延安,三打祝家庄还被编成了京剧剧本。关于武松打虎,以及白衣秀士王伦、拼命三郎石秀等水浒人物,都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引用过。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水浒传》,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有着《水浒传》等书“大坪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爱读的之一。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60年中相互之间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连祸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变化多端的时代。中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泽东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火车)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是必备的,可见其爱好之深。


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篇幅比《三国志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三国演义》一出,《三国志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确是深远的,可从中学习办事做人,学习军事打仗,学习处世交友;各行各业,工农兵学政商,都可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