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册读本的编法是由浅入深，由短而长，文字通俗，每课由几十字到三四百字不等。内容方面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特别重要的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例如在第一册“衣食住的由来”一课中这样说道：“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桩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啊！”第二册的“分工互助”课，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切不可像那些吃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得人家现成的东西”。第三册除“人民之权利”、“平等”、“集会”等课外，还有关于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两课。“约朋友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信”中这样鼓动地说：“世界上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农工，虽拼命的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却自己享受不到一点，简直替人家做一生牛马罢了。如果大家不赶快觉悟，团结起来，恐怕埋在18重地狱底下，永没有翻身日子。”第四册以六课篇幅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创始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及其基本政策，都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很显然，这四册富有思想内容和革命鼓动意义的《平民读本》，对于当时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有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的。这样的读本能够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起来作革命斗争，引导他们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有些工人出身的老同志，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平民读本》的讲授，对他们当时参加革命所起的巨大影响。如当时在株萍铁路当工人的王震，上工人夜校时，就读过这个课本。

除开用工人夜校的方式，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外，毛泽东还常组织有社会地位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向工人群众作有意义的讲演。

这种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湖南党组织的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在毛泽东领导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被派遣到各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从而领导工人运动。如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等到安源，蒋先云、毛泽覃等到水口山，郭亮等到粤汉铁路，夏曦、夏明翰、罗学瓒等到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这就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同时也使得党的重要骨干一开始就有机会深入下层，从而得到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这样，也就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在正确的坚实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

从1922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共达10多次。罢工人数最多的如安源近2万人，最少的如长沙笔业、铅印等业各有二三百人；时间最长的如长沙理发工人前后坚持1年多，最少的五六天、十多天不等。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除了当时正处在全国罢工运动的高潮等以外，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领导的正确。

就湖南当时的形势而论，敌人方面是很顽强的。赵恒惕是一个同政学系勾结、富有统治经验和甚为狡猾的军阀。他一手举着“省宪法”，一手杀人：他接见工人代表，又逮捕工人代表；他口头上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事后又推翻这些要求。赵的手下也多是这一类狡猾的人物。此外，安源和粤汉铁路又夹有邻省封建军阀的势力；官僚资本企业的管理虽然昏庸腐朽，但对待工人却是一致的残暴；长沙的大小手工行业，则是彻底的封建统治，业主方面又无一不跟官厅紧相勾结，有的业主对待工人极其野蛮残忍。湖南的社会人事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因为湖南这个地方，一方面，自曾、左、彭、胡以来，封建统治势力有强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当时正处在新旧激烈冲突变化之中，人的变化也是很微妙的。有些人物朝秦暮楚，脚踏几只船。因此，不能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武器，没有灵活的策略战术，不善于纵横捭阖、折冲尊俎，书生气十足的人，是不容易对付这样一个环境的。

从革命方面说，湖南自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就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五四运动以后这个时期，湖南的工人、农民、学生群众的革命情绪，同全国其他先进地区一样，是极其高涨的，因此群众条件是很好的。

敌人强，群众好，斗争胜负就决定于领导。在整个罢工运动中，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下面将要叙述的各次罢工斗争的事实，大体说来，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工作，为群众当前的迫切利益而斗争。党组织平时通过夜校对工人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在工人中也经常进行调查、访问和谈话等，从而提高群众觉悟，深切了解工人思想情绪。在时机成熟时，根据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发动斗争，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出路，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和经过自己奋力斗争才能争得应有的权利。因此，每一次斗争都有恰当的鲜明的经济要求和政治目的，能动员最大多数乃至全体群众齐心参加。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断教育群众，揭发敌人，扩大威势，愈战愈强。每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不仅能得经济的利益，且有巨大的政治收获，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斗争信心和团结意志大大提高。

第二，每次斗争都有严密的组织和充分的准备。发动斗争之前，在群众中必作好广泛的联络，如成立十人团的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先建立了工会；对于敌我双方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当时时机的具体特点，必须作出确切的合乎事实的估计；其他罢工条件、口号以至罢工基金等，都向群众充分说明，动员大家预做准备。总之，有预见、有周密的布置；无必胜把握，不轻易进入战斗，即绝不打无把握之战。在斗争中还特别注意培养工人领袖。由于事先有准备，凡一处罢工之后，整个工人阶级都起而援助：产业与行业，这行业与那行业，甲地与乙地，省内与省外，互相呼应，互相援助，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第三，正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器，争取间接的、暂时的同盟军。每一次斗争，都充分利用赵恒惕粉饰门面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群众的威力迫使统治阶级承认自己的“诺言”；反过来，又通过揭露此种“诺言”和行动的矛盾，使群众认识统治阶级的欺骗真相。运用各种社会力量也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所谓公法团体“湖南工业总会”，是一个空头的官僚封建组织（主持者是一个挂名律师）。毛泽东指示有上层关系的党员，动员进步人士参加该会。平时利用他们出钱办夜学，教员则由党派去；罢工的时候，利用内中官僚分子和较开明的人士担任调解工作。因此，缝纫、织造、制笔业等业罢工时，最后都请“工业总会”出面调解，一般于工人有利。另外还有一个“中华工会”，是一些所谓提倡实业的政客组织的官僚团体，在罢工运动时，也利用它作些声援之类的事。由于毛泽东的争取，赵恒惕省议会的讲坛上，也常有思想进步或态度较开明的省议员，作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讲话。

此外，还极力做好社会动员，以壮大声势。从五四运动时起，毛泽东就善于掌握报纸这个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检阅当时的长沙报纸，每一次罢工的有关消息和宣言文件，多连续刊登，工会方面还常向记者发表谈话。罢工前后，毛泽东常亲自执笔或指示有关同志，以读者名义向报纸投稿，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所以每次罢工时，在舆论方面必造成一种有利于工人的形势。

总之，一切都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又以群众的广泛发动作为基础。

在毛泽东及其战友的领导下，湖南初期的工人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每次罢工斗争都获得胜利，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在1922年至1923年初的全国罢工高潮中，尤以安源、粤汉铁路和水口山三处罢工，使这个高潮更加汹涌澎湃。关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会存在的缺点，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三章中说：“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又如1923年5月至6月出版的广州《劳动周报》第五期至第八期中《关于工会内政的重要问题》一文，说：“广东的工人运动所以沉寂，第一，在于领袖问题无人注意。第二，在于纪律问题无人注意。会员自由退会，因一己之利益破坏团体行动，互争意见而致分裂。”跟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工人运动，不仅不存在这些缺点，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工会的组织一般都比较健全，有经常的工作，平时注意政治教育和解决工人的生活福利，因而基层群众一般都较有组织；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出色的工人领袖和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他们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能够做到公而忘私，乃至为革命献出生命；同时很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当时工人党员的数量虽不大，但较重要的产业和行业中，在罢工前后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团结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

毛泽东开始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一件事就是团结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从而肃清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1920年11月，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湖南劳工会”。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1919年在天津读书时，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两次坐牢，于1920年初回到湖南。庞人铨，湖南湘潭人，曾参加过驱张运动。他们两人在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都在湖南的工厂中做过事，对工人的痛苦较为了解。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受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想提高工人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于是联络了一些同学、工厂技师和工人，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劳工会的简章上关于“宗旨”和“会员”两项是这样规定的：“宗旨：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会员：凡操机械工业及手工业者，或有工业学术者，无论男女，经会员二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因此劳工会的会员，最初多是工业学校的学生；长沙的甲种工业、楚怡工业和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他们举行群众集会时的基本队伍。后来劳工会逐渐在长沙第一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和泥木、缝纫、理发等业工人中，发展了一些会员；会员三人一小组，最初没有成立各业工会，也没有开过小组会。到1921年12月，第一纱厂举行罢工时，劳工会会员曾激增至四五千人。

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无政府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主张在24小时内便完全消灭国家，却不懂得实现这种消灭的条件”。但是这种绝对自由平等、不要政府的思想，很符合一般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的要求。在当时军阀残酷统治、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封建把头和工厂老板重重剥削的处境中，工人群众产生自发的反抗情绪，自然很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劳工会成立以后进行的唯一重大工作，是发动第一纱厂（即现在长沙纺织厂的前身）收归公有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代表湖南地方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的。第一纱厂是1912年湖南官商合办的一个企业，由于连年军阀战争，一直未能开工。张敬尧统治时曾将股权承租给资本家所组织的华实公司。赵恒惕取得政权后，接受该公司所赠股本，继续承认华实的经营权利。后来华实无力经营，又转租给外省资本家，这样就排除了湖南人的股权。同时公司又多招收外省人来当纱厂的技师和工人，因而引起湖南工商、教育等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的坚决反对。劳工会提出纱厂公有运动，并领导纱厂工人向华实公司老板作经济斗争，这种做法自然获得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黄爱、庞人铨都是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青年。华实公司曾以巨款贿赂他们，为他们所严厉拒绝。他们创办劳工会是经过一些困难的，跟华实公司的斗争也极为英勇。1921年4月，他们曾动员了2000多名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将华实公司的老板押过河来游行，逼迫他写下“誓词”，保证不再承租第一纱厂。因此，黄爱曾被赵恒惕逮捕，在狱中一个多月，还作了绝食斗争。后来赵恒惕派武装援助，华实公司才得以开工。黄、庞还办过工人读书会、同工人群众有联系。他们对于工人必须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思想是很坚定的。如黄爱在劳工会出版的《劳工周刊》上曾说过：“从前敌人方面向本会要求条件上的妥协，本会没有承认。因为我们很知道劳资两阶级不容许有调和的余地的。”

由于劳工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黄爱、庞人铨在工人中也有相当的威信，因此毛泽东要将劳工会的人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劳工会中有的会员经常骂马克思主义者是“长尾巴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要政府的；说既然要政府，就同军阀差不多。毛泽东仔细了解了劳工会的内部情况，将劳工会中真正的工人群众跟他们的上层分子区别开来；在他们的上层人物中，将黄爱、庞人铨这样纯洁的革命青年跟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区别开来；同时对一般工人会员进行具体分析，弄清楚哪些是真正进步的和哪些还是落后的。毛泽东向参加劳工会的工人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说服，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抛弃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将劳工会会员、泥木工人任树德争取过来，便是一个例子。任树德是一个木匠，性情沉着，热心为大家办事，同业工人都很称赞他。1921年时，他常到船山学社干零活，毛泽东即与他交朋友，经常灌输以革命思想，帮助他提高文化，使他逐渐懂得了工人生活贫困，是受了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剥削压迫的结果，工人的生活要得到改善，国家社会要得到改造，只有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根本的办法。由毛泽东介绍，任树德成为长沙工人中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一个。他后来常带着劳工会中的泥木工人积极分子，到船山学社，同毛泽东、何叔衡等接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些泥木工人都觉得毛泽东、何叔衡这些人非常和蔼可亲，讲得很有道理，又极关心工人家庭生活，句句话都体贴工人。后来知道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就慢慢消除了。经过1922年泥木工人以及各行业胜利罢工以后，这些曾经参加过劳工会的积极分子都先后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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