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手工业工人历来有一种封建迷信的行会组织（如泥木工人敬鲁班神、缝纫工人敬轩辕神），各行业工人、学徒和业主混合在一起参加行会组织，因而行会的权力就自然操在业主和代表业主利益的封建把头（“总管值年”）手中。行会有许多严格的封建规矩，用以对内剥削工人、学徒，对外维护本行帮的专利；每年神的生日，工人都要进庙烧香磕头。神权迷信和行帮意识，如两大锁链将手工业工人紧紧缚住。各行业工人有时也因增加工资等问题作些斗争，如1916年至1918年，长沙的泥木、染工、锯工、码头、香帮、笔业等工人为了增加工资，都曾有过自发性的罢工，但最后总脱离不了行会的调解。

因此要将受封建行会束缚的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为集体的利益进行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921年，毛泽东即开始在长沙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活动。他曾亲自去了解情况，找工人谈话，举办夜校，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如人力车工人的夜校，毛泽东就去当过教师，工人们都极亲近他，对他表示很大的敬意。人力车老工人还记得，上第一次课时，毛泽东利用拆字的办法来启发工人的觉悟。他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两个字，说好些工人只怨命苦，一世出不得头，其实，世上只有工人最有出息、最伟大。大家不是常讲“天”最大吗？“工人”两字连在一起是“天”字，工人大如天呀！“工人大如天”，这个印象就永远刻在大家脑子里了。毛泽东派了一批干部到各主要行业中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领导罢工斗争。如派陈子博领导织造工人的罢工；派张汉藩领导缝纫工人的罢工；罗学瓒从法国回来后，被派到人力车工人中工作。夏曦、毛泽民等都参加过各行业的工会领导。因此，各手工行业工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无不取得胜利。

关于这一情况，《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样写道：“1922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

当时广大手工业工人最集中的问题是由于铜圆跌价（与银圆比值较五六年前低了二分之一以上），物价上涨，工资仍按以前铜圆旧数发给，而且多数还发比值日低的“鸟票”，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一半以上，连一个人的生活也难于维持。有些行业工作时间过长，工人非常苦。工人渐渐有了觉悟以后，便积极要求增加工资，改为银洋计算，改善待遇等。

1922年至1923年间，长沙手工业工人的罢工，其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前面已谈过的泥木工人罢工；此外，有以下各行业：

一、理发业工人。自1921年秋，理发工人即开始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跟店主平分公产的斗争，前后坚持了一年多。公产本来是理发工人集资而成，1909年起被店主把持。1922年10月9日起，全长沙城500多名理发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同封建野蛮的店主及其支持者——长沙县署和警察局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间坚持罢工20多天，最后在泥木工人的罢工影响下，获得解决！被长沙县署封闭的理发工人自己合伙开设的七家新店，自动启封，获得了营业自由；而理发店主也不得不将工资由三七分成改为四六分成（工人四成，店主六成）。

二、缝纫工人，长沙成衣店工人，在1922年6月最先举行罢工，获得了胜利，工资增加到每日二角八分。挂衣店工人（论件计算工资，与一般按月工计资的成衣店缝纫工人有别）650人，又于同年9月29日至10月3日罢工5天，获得工资改发银洋的胜利。9月间正式成立长沙缝纫工会时，店主们勾结总管值年，企图将工会仍改为行会性质，其他行业也协同派代表到长沙县署，名为同工会代表“协商”，实则想借官厅权力，改“工会”为“公会”。毛泽东亲自同代表们一起同周瀛干说理，指出这是师爷手法，这个“公”字跟过去老板们的“同业”性质一样。店主们的阴谋也就因此破产。

三、织造业工人。自1922年8月23日起，开始了分散在大小110多家厂的1500多名工人的大罢工，以坚强的斗争攻破52个“同盟”厂家的顽抗，罢工13天，取得了工资一律以银洋计算的胜利。

四、笔业工人。长沙笔业工人1922年11月14日起全体罢工，向店主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发银洋、退还学徒押金、改善伙食、不准私自开除工人等六项条件。罢工坚持了40天，最后店主内部起了分化，终于同笔业工会谈判，于12月23日签字，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笔业工人罢工时间较长，许多店铺停伙。有些工人酝酿自己组织起来合伙做笔，毛泽东热情支持，邀请各行业和粤汉路等12个工会代表，在船山学社开会，发动大家支援，组织笔业生产合作社，解决场地、资金问题。合作社生产出来的成品，毛泽东又特介绍到各学校、团体推销，解决了罢工工人的吃饭问题。

五、人力车工人。长沙的人力车工人由于车行老板常加车租，以及兵差过多，生活特别艰苦。毛泽东在人力车工人的夜校中亲自教课，并派罗学瓒去做领导工作，因而最难组织的人力车工人，于1922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了长沙人力车工会，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人力车工人感到：团体定要结得紧，才能把事情办好。1923年4月，车行老板又将车租涨价，工人每天缴了车租，就无法维持生活。工人为了要求减少车租，举行罢工请愿。在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郭亮和罗学瓒领导之下，获得初步胜利。1923年8月间，谭延恺同赵恒惕之间的战争使长沙附近成为战场，人力车工人弃业供差，生活无着，生命不保。郭亮、罗学瓒领导人力车工会向政府请愿，在人力车工会理直气壮的要求下，警察厅被迫出了布告，声明以后不再有军差；后来车公会（车行老板的组织）也不得不免除人力车工人部分租金。

六、铜官陶业工人。1922年12月，长沙县署派员到铜官（离长沙约60里）去加征陶业税，并且还要封闭工人自办的陶业旅馆。工人为了活命，纷纷抗议这个规定。他们推派代表到长沙去请郭亮来领导这次抗议增税、抗议非法封闭陶业旅馆的斗争。郭亮来到铜官，指出长沙县署的行动是违反“省宪法”的。依据“省宪法”来斗争，理由十分充足。他于是领导工人筹备组织工会，呈文长沙县署，请求撤销加税的规定。这个呈文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充分利用了“省宪法”的条文。当时正是长沙泥木工人及长沙各业罢工大胜利之后，县知事周瀛干犹有余悸，只好批上“励行自治，应予照准”，并撤销加税的规定。铜官陶业工人取得了胜利。

长沙各行业工人，在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之中组织起来了。有的是先组织好工会，后进行罢工；有的是先行罢工，后组织工会；有的是一面罢工，一面组织工会。因为有了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同时有了坚强的组织，工人的觉悟很快提高，每个行业的罢工和斗争都是英勇和坚决的。理发业工人在罢工开始时，为了表示斗争的决心，大家议决：如在罢工期间内发生被囚以致死伤事件，由全体工人对被害者负责抚恤和向店主要求赔偿损失。罢工中，凶狂的店主用大铁锤击伤理发工人罢工纠察队员的头部，后又继续打伤三个纠察队员。长沙县署更四处捉人，强迫工人开工，有两个纠察队员被捕挨打后，还被拘留了4天。这些压力，更增加工人的愤慨和斗争的决心。理发工人在给长沙县的抗议信上说：“对此种毒行极为愤慨；你们愈加打人，使我们团结愈加巩固。”他们在全体大会上一致议决：“宁肯饿死，也不开工。”缝纫业店主破坏工会不成后，就收买一批地痞打手，企图用武力捣乱，解散工会。这批地痞闯进轩辕殿殴打工会人员，工人们闻讯，个个手持剪刀、烙铁、棍棒等，前来保卫工会。一时间，劳资双方打“群架”也成为一种斗争方式。工会被迫组织青壮年工人学拳术。由于工人人多势众、团结力大，资方也只好收起这一套野蛮落后的下策了。织造工人在罢工中，为了坚持斗争，专门派出10个代表主持罢工期间的工作，其余绝大部分工人分散下乡去收稻子或另找其他工作，决心坚持到底。笔业工人罢工时，最大的一家笔厂湖南笔业工厂的老板，唆使警署将为首的工人代表捕去。全厂工人背着被窝到警署抗议，如不释放代表，就在署中住宿不走，警署只好将代表释放。这些都是当时英勇坚决斗争的例子。

长沙各行业工人，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不但各行业自行组织起来，而且他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后来在工团联合会统一组织下），发挥了兄弟般的阶级友爱。“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已成为他们最熟悉的口号。各行业的罢工，都是互相支援的。如缝纫业工人在罢工中，长沙各业工人都纷纷来信支援他们。泥木工人警告缝纫业的店主说：“你们要明白些，现在的时候不比从前了。工人的团体坚固得很，听你们怎样的压迫，怎样的恐吓，缝纫工人是非达到增加工资不可的！我们奉劝你们，承认他们的要求。”长沙铜官陶业工人抗议加税获得胜利之后，3000多名陶业工人正式成立了工会，湖南各地如水口山、安源等地的工会和长沙造币厂、纺纱厂、人力车、泥木等工会，都派来了代表，参加这个盛会。这天，单是工人乐队就有20多队，大锣就有300面，这次盛会，是湖南工人大团结的检阅。

由于在罢工中，长沙各业工人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组织加强了，觉悟提高了，党在各行业中随即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例如1923年初，铜官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这里党的领导强，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铜官陶业工会一直是湖南有名的工人组织之一，享有很高的威望，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工人干部。后来在国民党长期的白色恐怖统治时，铜官党的组织始终没有断根。在抗日战争前夜，湖南白区工作中，只有铜官这个地方还保留了一个特委的组织。

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湖南尤其是长沙的工人运动，在1922年下半年，达到了一个最高潮。到10月间，全省已正式成立的工会，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的岳州工人俱乐部和长沙新河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泥木工会、机械工会、人力车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石印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笔业工会、织造工会、靴鞋技师工会共14个单位，有组织的工人在4万人左右。除开靴鞋技师工会的工人以外，全部有工会组织的工人都经过了严峻的罢工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拥现了大量的工人积极分子，在许多工会内发展了党员，除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人力车等少数工会中，仍由党派去的干部负主要责任外，有些工会的负责人已经是工人中发展的新党员了。因此，原来作为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这时，武汉已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统一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

毛泽东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以便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的工人运动。

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都一致赞同这个意见。于是随即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当天参加者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路岳州、长沙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及人力车、缝纫、笔业等工会的代表。毛泽东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大家推选毛泽东为会议主席。会议正式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并议决“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按：指泥木、缝纫、织造、理发等手工业而言）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

会议之后，毛泽东即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简章。在11月5日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正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为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正式成立。全省各地工人都开会庆祝这件大事，这是当时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地区性统一的工人组织。

工团联合会的会址设在宝南街八号。这是一所三开间的一楼一底的普通民房，堂屋较大，可供开会之用。它的斜对面就是鲁班新庙——泥木工会的会址。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公开司令部。工人们都感觉后面有了一座大靠山，凡遇到有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时，往往这样说：“找工团联合会去”，“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笔业、人力车、铅印工人等举行罢工，同警察厅或资方起了冲突，工人们受到威胁或者被命令复工时，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对方：“我们只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1923年的春天，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各拥有一两千工人的大工厂——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的工人俱乐部先后正式成立了。到四五月间，长沙新组织的工会有茶居（即茶馆业工人）工会、电灯工会、粪码头工会、箩码头（即搬运工人）工会、店员工会、油漆匠工会、铜匠工会、划夫工会、邮务工会、碾米工会、水夫（挑河水卖的）工会、洋务（在外国洋行工作的职工）工会等，新化锡矿山和湘潭锰矿的工会也相继成立了。这时参加工团联合会的已达30多个工会。

1923年京汉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工团联合会号召湖南工人阶级起而援助，发宣言，募捐，开追悼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了两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抗议吴佩孚的暴行。

以毛泽东为首的全省工团联合会，是湖南广大工人群众从英勇的胜利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斗指挥部，它的领导威信深入每个工人的心中。工团联合会——就是斗争，就是胜利，就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团结，就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正确领导。

在五四时期，湖南革命运动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实际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自1922年以后，直到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前夜，以空前威力高举着湖南群众革命运动旗帜的，就是全省工团联合会了。这个时期内，全省所有群众革命团体，都团结在工团联合会的周围。工团联合会虽然从来未被赵恒惕政府承认过它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它在事实上是始终合法存在的。赵恒惕后来虽敢于封闭自修大学，却不敢公然封闭工团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