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第一师范，颇似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基地。1920年，易培基接任校长后，对一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他把原有的教职员全部更换，几乎一个不留，先后延聘了一班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人物来校任教，同时废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彻底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着重培养民主自由的校风和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风。这样，就使得一师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但是那一批被称为进步的教员，思想状况却是非常庞杂的，几乎各派“新思潮”都可找到它们的代表。沈仲九、匡互生等一些人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启天、余家菊是国家主义派；夏丐尊、田汉、周谷城、舒新城、王鲁彦等鼓励学生学新文艺，写白话文、写新诗；博物教员辛树帜讲进化论，公然进行性教育；还有信仰杜威、罗素的“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的人；此外如王凤喈、熊梦飞、吴晦华等，则是后来著名的国民党分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除毛泽东外，只有熊瑾玎和陈昌、李达、李维汉几个人，可是他们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深。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有十多种，如文学团体“飞鸟社”、“爱社”等，美术研究会，史地学会，等等。学生演出话剧《孔雀东南飞》、《夜未央》，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这些话剧还到校外演出。学生办刊物，用壁报做争论园地。学生自治会常请校外革命人士来校讲演，如恽代英、邓中夏、李六如等都被邀请过。1921年，第20班开始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在讲旧礼教的人看来，简直如毒蛇猛兽之可怕，当时传为奇事。但不久也有别的学校效法了。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深入，文化书社的革命书刊及时送到学校中来，特别是有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校内始终占压倒优势。学生中最大的社团是“崇新学社”，达100多人，负责人萧述凡是22班的学生，毛泽东很注意因材施教，常找萧到住处谈话，进行个别辅导。学生中还有郭亮、夏曦，早已参加新民学会。学社中许多人都订了《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争相传阅。他们通过读书会、讨论、讲演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政治活动。当时学校校舍中曾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个区域，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学校影响之大。

从7月初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进行广泛的活动，工作极其繁忙。11月26日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谈到脑力劳动应有所间休时，说他“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深觉应当“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为了暂时调剂一下在长沙过度紧张的生活，同时急于亲自了解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我们从这封信中知道，在11月的中、下旬，他曾到萍乡去了一周左右。信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出游一次。”当然，这种结合工作而调剂生活的计划，后来不一定这样按原来想法办到，但由此可以证实，毛泽东爱好游历的习惯，从来是为了工作而作必要的社会调查相结合进行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过，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他自己在学校求学时期，也是努力学过这些东西的。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辛亥革命后，他就一直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团结同志，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他亲切地感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最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胜利的。因而刚一回到长沙，如前所述，他就创办了在全省范围内推销新书报的文化书社，同时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党准备条件。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学习的有何叔衡、彭璜、陈昌、熊瑾玎、易礼容、郭亮、夏曦、萧述凡等。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在妙高峰下惜阴街转角处，离附小不远），是经常开会的地方；会议常由毛泽东主持。当时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后，曾泛滥一时。因此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先进分子中，结合批判这些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仅仅有常识是靠不住的，必须专而精，真正弄通。

毛泽东那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比同时一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有较切实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一开始革命活动，他就把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参加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关于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按照他当时的语言，就是：凡办一件革命的事，必须有理论为根据；但没有一种运动的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他经常指导大家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他从来反对读死书，赞成读活书，从来反对将书本当做教条。他多年以来就是报纸的最热心的读者，平时在街上走路也常注意看告示。他最留心国内外、省内外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学生时就下乡实地考察农村情况，现在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意到萍乡去实际了解工人情况。总之，他认为对周围情况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常任务，必须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卓越的思想、才能和实际精神，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一系列革命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使他自然成为湖南的先进分子和革命青年所公认的领袖。

19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开始系统地传播到中国来。这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主义。从8卷1号起（1920年7月出版），《新青年》成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一期开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当时搜集到的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1920年11月，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共产党》。这时，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名著的译本也开始出版了，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从1919年到1921年间，在报刊登载或单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3编的一部分）等。列宁的著作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以及《国家与革命》等书的一部分。此外，还出版了不少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阶级斗争》（即《〈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

毛泽东谈到对他影响最深的三本书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也说：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不同时间向不同对象的这两次讲话，都说到了这三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可见这影响是很深的。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是这一著作第一个中文译本。初版只印1000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笔者在山东广饶县见到过“海内孤本”，封面“共产党”印成“共党产”）当时中国翻译界的经验还不多，这个译本的译文并不理想，后来它被新的译本取代了。可是它最早把这一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一功绩是不可没的。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武汉利群书社1921年1月出版的。现在的读者一听到说考茨基这人，很容易想到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本著作，就想到这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其实，考茨基早年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深受列宁本人的推重。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把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并列，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在反驳司徒卢威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同考茨基并无意见分歧。就说考茨基在1891年起草的这《爱尔福特纲领》吧，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部著作中，阐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就向读者推荐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作者说成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叙述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概括解释和批评。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辟司承认自己是从费边社和工党的观点立论的。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蔡元培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蔡序中说：“克（柯）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蔡元培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很确切的。例如，书中说：“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转引自《蔡元培全集》）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他们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大体上就是今日英国工党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