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强调事物对立面的斗争是永恒地、普遍地存在的，对事物的斗争发展采取最积极的态度，因此批语终于又从“从之心灵安能有丝毫之创作”的消极的反映论摆脱出来，而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特别重视知识和理论的作用，人对自然界和客观现实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通观全部批语，这种消极的反映论只不过是批者思维的一时迷误。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从康德开始着重探讨的。这方面泡尔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他在书中这样指出：“盖吾人之身体，本由物质演成。惟既已发育为有机体，则当其发展之初期，虽大受物质之影响，而及其进化之程度渐高，则渐能抵抗物质之势力，遂能由意志变更外界密切关系之事状，且能间接自变其形体也。”批语原来对这一段话是持怀疑态度的：“吾尚疑人是始终无能力者，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曷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耶？”大概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批语随即就否定了这一观点：“吾既作上文所言之后，又得一种之意见如下：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批语又以此推之于社会：“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去个人亦失其势力矣。审此则吾人仍有责任，仍有自由之意力。”关于人的社会性，批语并非全无察觉。从泡尔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观念，批语一方面理解道：“国民实际连合而生存固也。”“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但又认为：“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接着自然而然论到人的“本性”还是由环境酿成的：“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诚然，此可以酿成之本性，吾谓之可能性。有此性，吾人于是乎有责任矣。”这里所谓“责任”，从其他有关批语看来，显然即指改造世界的责任。由此，批者也就为自己这种伟大抱负在哲学上树立了根基。另一处批语，则明确指出知识（理论）同改造世界的关系：“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看来，前述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论哲学、伦理学为大本大源的思想，是在读完、批完这本《伦理学原理》之后，一个较成熟的总结概括，才欣然命笔的。

关于圣贤豪杰作用的问题，自然是青年毛泽东多年来萦绕在脑际中的。《讲堂录》记有这样的话：“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四年之后的批语，于此就有所发展了。由于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责任在改造世界，于是便自然产生“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什么是圣人呢？批语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换成我们现代的语言，这即是说：圣人就是坚决的革命家。批语又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宜为合乎伦理之言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说明毛从一开始追求真理、关心国家命运，就极其重视普通人——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树立了“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这种对英雄豪杰的看法，就根本不同于当年陈独秀的膜拜英雄、卑视群众，以先哲自居的思想。批语还提出“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辩证观点，这一方面是严格要求自己“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至最高”（批语中许多处论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又了解到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应将自己视为普通一员。从1917年长信中的下一段话，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毛还在学生时代，就是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的：“天下之人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在《讲堂录》中可以看到，毛当时对宋明理学是相当推崇的，有这样的记录：“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阳明格物，思荀生之理”；“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人心即天命”，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对人的主观意志、精神的能动性是过分夸大了的。关于高扬人的主观精神和意志作用的问题，圣贤豪杰与普通群众的问题，以及变革世界的责任等问题，我们相信在《心之力》一文中，必有更完整、更深刻的阐述。否则，唯心主义的老师必不会将这篇文章掖奖备至，打100分。我们也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就哲学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同时更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在当时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水平。也许我们还可以作这样一个类比：《心之力》正好像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写的《博士论文》一样；虽然马克思这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已经在文中以一种纯熟的方式应用着辩证法了。

这一万多字的批语，总的来说，反映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思想特征。这里应当做一下交代的是，整个12万多字的批语，完全是批者就原书所论发抒自己的独立见解，多是一些片断的东西，是时随手写上的，显然不是都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更是即兴之笔，因此常发现互相矛盾着的思想观点。这种矛盾状况，除以上所引述的外，如关于道德问题、真理问题、时间问题、空间问题等，都多少存在。这说明有关哲学的许多重要问题，批者正在探索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澄清自己的思想，不断作自我批判。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一种习惯。然而这12万多字的零碎的思想札记，正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青年毛泽东在纯粹思辨领域内的兴趣有多么大，他的思维能力又是多么高。从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在学生时代所表现出的这种品质：沉静的、抽象的思辨习惯同热烈的、现实的实践行动是如此紧密地结合着。历史这样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一本不足道的二元论的哲学著作上所做的艰辛的精神劳动，却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梯；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他当时的某些思想特征（不论是唯物的、唯心的），在他的一生中也时隐时显，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有时占据主导地位。

反映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资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是一贯主张“身心并完”、“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因此，这篇极其珍贵的文章可说是《心之力》的姊妹篇。这不但是一篇论述体育问题的文章，而且是在体育问题的考察上充满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极其出色的文章。当然，文章中的唯物论观点也还只是主要反映在自然观方面。根据这篇文章来判断毛泽东当时在哲学思想上所已达到的水平，自然要比《伦理学原理》书中那些片断的批语更接近实际情况。

文章一起始，即用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阐明了体育的意义——体育同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文章明确指出，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这就是说，人认识周围世界和接受知识，都是身体特别是大脑的作用，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从以身体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文章进而反复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体质如果不强健，就不能很好受教育，增知识，乃至强意志。“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体之弱者也。”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文章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从而判断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指出这种思想同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有关：“我国历来重文，羞耻短后”，“积习难返也”。

关于宇宙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文章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多非动主静。文章对此极不以为然：“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认为动才是养生的要义。“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可言者，曰体育。”“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又引起明日之运动。”而人的身体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想，即在做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作者必定有更深更广的思考，而绝不是只限于体育之道。这在前述《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反映到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这是作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个中心观念，可说贯穿于一生。

由于树立了“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坚定的认识，文章于是特别谈到人的身体强弱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这就是说，只要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深戒嗜欲”，“勤自锻炼”，人的身体是完全可以由弱转强的。因此文章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关于事物的发展，矛盾的解决，在“图体育之有效”这个问题上，文章已具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这样鲜明的辩证观点：“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在分析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一般人“不好运动之原因”后，文章说：“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许多活动中，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特别强调实践、勇于实践的。那些显示出坚毅意志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多方面的实践，使他一开始耕耘于哲学的园地，就自觉地意识到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出，而且写得如此精辟、如此科学，是同他自己长期的实践分不开的。他少年时在家中游泳和劳动，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在一师时实行的各种体育活动，对身体的由弱转强，特别是对意志锻炼等方面带来的好处，自己当然有深刻的体会。同时，学校教育德、智、体三育脱节，不重视体育给予学生的各种不良影响，也使他感触很深。此外，结合学习过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中外古今人物的有关言论和历史故实，也得到很多启发。因此，这篇文章确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对体育问题的考察，令人信服地阐明：实践是第一位的，无实践则不可能作理论的指导。文章即以此理说明写作的动机，在“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无人信之矣。”根据当时体育教员的多不称职，文章又同时指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在论到体育锻炼的根本之道时，则仍旧强调实践第一，而理论其次：“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为了贯彻实践第一的主张，文中还提出一系列运动的方法和运动应注意的事项，并且将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六段法”详细列出，以供参考。这是作者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将这种认识公之于众，以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