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毛泽东、蔡和森这些湖南青年是极为看重的。为此，1920年陈发表过一篇题名《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显然是对湖南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响应，叫湖南人遭灾受罪的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文中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坚韧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为例。陈说，他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显然就有为驱张来京的毛泽东这些人。蔡和森在北京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也认识了陈独秀，他1920年2月到法国，这年夏天就开始建党的活动，同陈独秀也取得了联系。

1920年7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反对统一》等10多篇。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可是作者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却是看得清楚而深刻的。在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有价值的和无甚价值的意见中，我们不知道的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可以断言，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陈的意见，这从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

毛泽东在一师读《新青年》时，也很喜欢胡适的文章，因此同斯诺谈话时，胡、陈并列：“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五四运动时由陈独秀、胡适等主编的另一个周刊，《每周评论》，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第二、第三、第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一个说是“楷模”，一个说是“小兄弟”、“好兄弟”，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志同道合地向旧势力进攻的。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年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12条，第一条说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化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为问题研究会。”第二条列举了一批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项目列了71题，例如（一）教育问题，（二）女子问题，（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之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问题大可以大到“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第8题）、“民族自决问题”（第11题）、“经济自由问题”（第12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第18题）；问题具体可以具体到“飞渡天山问题”（第35题）等。在这大大小小71个题目中，有八个题目又包含若干小题目，共计81个。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1）教育普及问题、（9）废止考试问题、（10）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威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章程》中，毛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的意见。当年由毛泽东等创办的文化书社经销图书中，就有杜威在华的演讲录《杜威五大讲演》，并将它与《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等书，一同列为“书之重要者”，郑重向读者推荐。可见当时他对各种新的思想学说，都抱有兴趣、兼容并蓄的。

除了杜威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2条所列问题中之（五八），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参政、教育、职业、贞操、放足等，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十五）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印度自治、爱尔兰独立、土耳其分裂、埃及骚乱、山东问题、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当时交通、邮递的情况来推想，很可能没有看到。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大钊的意见在其中没有得到反映。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是不是反映了李大钊的意见呢？并不是的。只要看《章程》这一条中说的，“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就明白了。《章程》所列举的各种主义是：“（1）哲学上之主义，（2）伦理上之主义，（3）教育上之主义，（4）宗教上之主义，（5）文学上之主义，（6）美术上之主义，（7）政治上之主义，（8）经济上之主义，（9）法律上之主义，（10）科学上之规律。”很清楚，这里列出的各种主义，只不过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的归类和概括，名为“主义”，其实也多是“问题”，同李大钊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据毛泽东所撰《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1918年秋，新民学会在北京的会员同胡适也有接触：“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又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对此颇不以这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干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扦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毛泽东。

在同一封信中，毛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毛泽东绕道天津、上海等地，于7月7日回到长沙。1920年7月9日他写了一信给胡适：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此信手稿现在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短简中，人们可以想见当日毛对胡适是很尊重的。毛写给胡的信还不止这一封。据说，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前，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他存放的书信。当他知道毛泽东给他的信已经销毁，曾深表惋惜。

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出版）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将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他把胡适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划归“非革命的民主派”，并且认为他们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

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

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后，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务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已置身于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之中。

自从在长沙当新军的列兵起，毛就养成了良好的读报习惯，现在更是如鱼得水了。北大这个阅览室当然比第一师范的要丰富得多，他可以广泛京、津、沪和全国的重要报刊，进而研究各种学说。同时，可以经常旁听北大的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这里值得一述的是参加新闻学研究会，这跟他早年就极其重视新闻报纸的作用大有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时，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他都予以支持。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著名报人，兼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为新闻界的全才。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3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年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策。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军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综观一生，邵飘萍首先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作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几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确实一生实践了这10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