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左翼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同邓中夏就是这样的。邓中夏1894年生于湖南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开创者之一，在党的第二次到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罗章龙、杨人杞等组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精心研究劳动问题，参加了党办的工人小报的工作。1921年初，他即到长辛店组织了北方铁路最早的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他运用这个经验帮助天津、唐山及北方铁路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创造北方工人运动广大的基础。1921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他是负责人之一，南北奔走，推动和组织了各地工人1922年的第一次罢工高潮，并亲身参加指导了长辛店、开滦五矿第一次大罢工和京汉“二七”大罢工。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第二个高潮开始的时候，他在上海专心工人运动，他是1925年2月上海22个日本纱厂4万工人反日大罢工委员会总负责人之一。五卅运动时他正在广东，同苏兆征、罗登贤、杨殷一起领导了伟大的省港罢工。在历次劳动大会中，邓中夏始终是最积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每次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担任江苏、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上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他在莫斯科期间，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早期发展的经验，写成名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年回国后，任鄂西革命根据地省委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后受到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斥，和湘鄂西领导人夏曦的无情打击，于1932年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作刻钢板的工作。1933年5月，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时在上海被捕，解到南京，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邓中夏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是学生中的革命中坚，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他平日很注意实际的革命行动，不爱表现自己。五四以后许多重要的组织工作几乎都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他一手搞起来的。”毛泽东在湖南时，就同邓中夏经常通信，讨论革命问题和新的文化思想问题，这时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于1919年3月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劳动群众。根据许德珩回忆：“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北大学生的一个组织……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敬爱的毛主席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来指导我们。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中夏同志被选为总务干事。这年的三四月间，讲演团常到街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定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有时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传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达一个人多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到高一点的场所，另一个人打起锣来，这就讲起来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对五四运动发挥了很大的群众宣传作用。”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还开始了同工人群众的接触。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有一些人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半工半读。根据何长工的回忆，这年初冬，毛泽东与蔡和森到了长辛店，同何长工等商谈去法国的路费问题。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修理厂，有好几千工人。毛泽东第一次参观这样大的工厂，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众多的产业工人群众。他们紧张而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五四前夜，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还没有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首的左派，他们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所传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是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以胡适为首的右派，虽然已开始宣传实用主义哲学，但是由于他的“文学改良”的主张和提倡白话文所起的积极作用，在青年中仍有相当的影响，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还一时把实用主义当做进步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系统介绍过来，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人们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它们之间的界线。李大钊等少数人虽然已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道路，已开始懂得要抓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课程），但也还不能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各种问题，来完全克服自己思想上曾经受到过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至于先进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则对十月革命还抱着观望和疑惑的态度，对帝国主义还抱着各种幻想。激进如陈独秀，他还深信第一次大战的结局是“公理战胜强权”，他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定为刊物的宗旨，这个刊物的一般言论虽然已站在反对军阀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但究竟中国怎样才能推翻军阀的统治，仍不能给以圆满的解答。这时在北京一些大学的进步学生中，影响颇大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互助论》。这种情况同蔡元培等人当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有关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组织有秘密的团体，流传和研究这方面的书籍。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庭，甚至把“爱国”、“救国”看成是落后的思想行为。据统计，五四时期全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小册子达70多种。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潮，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的初期就传到了中国。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落后分散的经济，特别是近代殖民地化的过程和军阀的暴政，往往使人们对国家、政府、法律、权威等产生了极端的怀疑与厌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有某种革命要求的知识分子，尤其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有许多人是经过无政府主义思想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曾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活动。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时，也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且同北京大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有过往来，跟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能否实现的问题。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的了解，用他自己回忆中的话来说，他还正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因此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也很感兴趣，甚至表示赞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作为一个早就具有确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第一次到北京停留的五六个月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是使得他有机会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接触了同他的精神方向最为吻合的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还特别提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我第一次同陈独秀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当时同陈独秀的交往是比较多的，甚至他讲的湖南话，都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他离开北京不久，4月28日，陈独秀发表的《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一文中，便用了一句湖南话：“像那20个毫无力量的代表，是湖南人说的话‘冒得寸用’。”他自己概括这时的思想状况是：“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只能从《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和有限的材料中作出初步的了解和探讨。但从他在五四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他这时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了解，虽然比不上李大钊，但是达到了当时先进的分子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一时楷模”陈独秀、同胡适的交往

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如果人们细读当年毛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楷模”，确不是随口之言。

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则谈道，“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德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那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积极筹备出刊《湘江评论》，于是他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2000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京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然后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这里，他转述了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在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毛泽东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91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自己也回忆道，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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