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学生时就对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终身不衰。原书第八章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他批道：“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在这12万字的一章里，提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惟（唯）物论、无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宇宙的构造和本质、灵魂不灭与死后的生活、时间是什么等一大堆哲学家思考着的问题；也提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费希纳等一大批哲学家。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以极大的兴趣这一章的。他在这一章书的头上，写了长长短短一共19条批注，一些是提要的性质，也有抒发自己的观点的。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毛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书中引证了斯宾诺莎的话：“世界者，现实也，其绝对一致之本质，则实体也。一切事物，虽若独立之状，而实皆实体之所规定，实体次第发展，为有意识进化之世界，与无意识进化之世界，而此两界间，又有普通中行之性质。至管理此两界之自然律，则又出于实体之自动，而非若机械之受迫于外力也。夫实体既不受外力压迫，而特由内部冲动，以开展其本质之内容，而为现实界，是即其唯一自由之原因焉。”这与《矛盾论》所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的。

泡尔生书中的哲学思想，最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就是强调抵抗、对立面的作用。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毛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这一段的上面，批注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哥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就对了。因为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批注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挫折，没有冲突，没有波澜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人生所不堪的。为此，他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遭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这段话可以概括毛泽东一生处世行事的心态，但晚年发展到“大跃进”，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不能不令人遗憾。

批语有不少辩证法。在论及生死、成毁的时候，更显示了辩证的思维。原书引述了歌德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得许多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批注者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这些见解都说得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讲辩证法讲过了一点头，就显出思想的混乱来了。例如，批语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被。”“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批语所说的“必尚有各种人生以外之世界”，恐怕不是今天人们想象的外星人，也就是地球以外是否存在高等智能生物的问题，而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我们也有可能去经验一番彼岸世界。辛弃疾词中说的，“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大约也是这意思吧。在这里，特别是在论及成毁之处，显然有着佛教哲学“劫”这一范畴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每经历若干万年要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每一个周期经历“成”（生成）、“住”（存在）、“坏”（灾害）、“空”（消亡）四个阶段。看来那时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发展观，当然也接受了这种发展观中所包含的辩证法。辩证法强调事物的相对性。毛泽东在强调相对性的时候，走得远了一点，辩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的，是这样一条批注：“余曰：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观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像生即死、男即女这些提法就应该看做是一种诡辩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些不正确之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倒是他读书时那一种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他好学深思，涉猎面广，知识面宽，这些都在这些批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由于时代的限制，毛泽东在学校学生时代没有可能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这时还只能从欧洲的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二元论的哲学、《新青年》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以及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人物的言行中，“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批判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但是不论怎样，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当时的政治观念，“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他已经有了坚定的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这种志向和抱负，平时同朋友们谈得最多，在自己的日记、读书笔记以及同朋友通信中也记得很多。尤其在读书笔记中，常常发抒自己对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笔记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间争相传阅。1918年7月，蔡和森到达北京之后，还特为写信嘱咐即将赴京的萧子升：“润兄重要笔记带来为好。”他的朋友们当时都这样打趣地也是尊敬地形容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国家和民族的危急形势，湖南人民长期陷于北洋军阀牢狱之中的惨况，使得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时刻不安，他们感到自己肩上的负荷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这五年半时间中，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帝国主义的侵略愈加放肆，军阀的混战日益严重，新旧思潮的斗争正进入高潮。

这时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划分的“势力范围”，已把魔爪伸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内河有他们的兵舰和商船，重要的城市有他们的租界和军队，全国的铁路、海关、主要矿山，乃至邮政全部被他们控制，他们的商店、工厂、银行、教堂和学校布满在城市和乡村，他们的商品如潮水一般输入，他们来到中国发财的流氓和冒险家有“治外法权”的保护。日本帝国主义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际，加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全面侵略，企图变中国为独占的殖民地。

南北各系军阀则引狼入室，各自勾结一个或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以保全实力或求对外扩张。因此，中国年年战争，岁岁兵灾，内乱纠纷，有加无已。

全国人民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