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湖南第一师范(9)

作者:李锐

|

类型:人物·传记

|

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

本章字节:11342字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只有对哲学深下工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才能探得大本大源。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主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2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毛泽东在学校时,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这个学社于1915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庖丁”,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更有充分的反映。这里可以顺带谈一下这个情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观《毛泽东选集》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时笔者在秦城8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是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是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1919年7月14日出版),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道:“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特别是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在1939年2月间,毛在陈伯达的一封信和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两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以及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