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6月11日，星期六

（时代与文学；特殊与一般）

今天进餐时歌德就帕里少校写拜伦的书谈了许多。他极力称赞此书，说它描绘的拜伦形象比在迄今写他的所有书都丰满得多，拜伦对他自己以及自己种种意图也有清楚得多的认识。

“帕里少校本身必定同样是一位非凡的、甚至高尚的人，”歌德继续说，“所以才能这么纯粹地把握他的朋友的本质，这么丰满地描绘他的形象。他书里的一个提法特别令我喜欢，可谓正中我的下怀，配称是古希腊史家的手笔，普鲁塔克的手笔。帕里少校写道：‘高贵的爵士缺少所有那些装点中产阶级的品格，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方式，都妨碍他获得这些品格。可不是吗，他的批评者全都来自中产阶级，自然会对他吹毛求疵，表示遗憾：在拜伦身上竟找不到他们本身具备并因此沾沾自喜的那些品质。这些个好人不想想，拜伦位高爵显，所具有的优秀品质非他们所能想象。’喏，怎么样，”歌德说，“这样的见解不是每天都能听见吧？”

“很高兴帕里少校公开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回答，“它对所有责难和贬低伟大天才的小人是个沉重打击，将使他们永远闭住嘴巴。”

随后我们谈到世界历史题材与文学的关系，具体讲，谈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比另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作家的发展更加有利。歌德说：

“作家应该把握特殊，只要这个特殊是健康的东西，他就可以在特殊中表现一般。英国的历史非常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因为它是有为的、健康的，从而也是一般的和重复出现的。法国的历史则不然，它不适于文学表现，因为仅仅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生活阶段。这个民族的文学既已扎根在那个时代，就只能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过时的特殊而存在。”

“现阶段的法国文学，”歌德接着又讲，“眼下还完全没法评判。渗入其中的德国影响正在发酵，要在二十年后方可看出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