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对法国革命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今天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了拉斐尔的绘画册页

拉斐尔（raphael，1483—152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一起号称画坛三杰，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和《圣家庭》等。

。后来谈到了他的《西东合集》，特别是其中的《郁愤篇》；诗集的这个部分，抒发了歌德郁积在心的对自己敌人的愤懑。

“我是够克制自己的啦，”他补充说，“人们压根儿没对我满意过，我一年到头尽心竭力，写出一部新作来想讨一点世人的欢心，他们却反过来要求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原因仅仅是承他们高抬贵手，说了我的作品马虎过得去。要是他们表扬了我，他们就恨不得我能说一些谦虚、推辞的套话，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骂得一文不值。这可违反我的本性啊；如果我真这样虚伪，这样说假话，那我必定是个可怜的浑蛋。我可是够强大的啦，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就表现为什么样子，于是便被人视为傲慢，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问题上，在科学和政治中，我到处遇见麻烦，就因为我不阳奉阴违，就因为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还触了一个霉头，就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学说是一个错误，并且有勇气驳斥了这一公认的信条。我认为光纯净而真实，并把捍卫这一真理当作自己的职责。

歌德长期反对牛顿的颜色学理论，虽然事实证明倒是他自己错了，但其坚持追求真理、不畏权威的科学精神却令人敬佩。

”

歌德沉默了，一丝带讥讽意味的笑意慢慢在庄严的脸上扩散开来。他接着讲：

“更别提政治方面啦！我曾经遭遇怎样的困厄，吃过多少苦头，简直没法讲。你知道《激动的人们》吧？它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我当时的政治自白书。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贵族的代表，通过她嘴里说出的那些话，表明了我认为贵族应该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刚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亲眼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前后过程，从中吸收了不坏的教训，从而坚信民众是可以统治，但却不可以压迫；下层民众的革命起义乃是大人先生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任何在我看来不义的行事，她说，我将来都要严厉杜绝；即使对别人的这类行径，社会上的也好，宫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声说出我的意见。我发誓不再对任何不义之举默不作声，即使会因此被骂成一个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继续说，“这样的信念极为可敬。当初这是我本人的信念，现在仍然是。可为了奖励我，人家给我扣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们。”

“其实只要读一读《哀格蒙特》，”我接过话头，“就了解您怎么想。我不知道还有任何一个德语剧本，能为民众的自由发出比您这部戏更大声的呼吁。”

“人们就爱不以我的本来面目看我，”歌德回答，“总是对我所有的真实情形视而不见。相反席勒——咱俩私下讲吧，他比我贵族得多，但说话也考虑得周到得多——异常地幸运，被当成了民众亲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儿里祝他好运，并聊以自慰，想想从前别的一些人遭遇还不如我啊。

“的确，我是不能成为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暴行离我太近。再者，当时德国有人自以为是，企图把法国因大势所迫所出现的场面人为地搬过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

“不过，我同样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可由于我仇视革命，人们便称我作现存制度之友。然而这是一个含义暧昧的称号，恕我不能受领。设若现存的一切都好，那我绝对没有意见。可是在有许多好的方面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坏的、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现存制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于坏的和腐朽的制度之友。

“时代呢却永远在前进；每隔五十年，人世间的事便会换一个样子。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好的制度只可能从自己的本原，从广大民众的需要中产生，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模仿。要知道，某种食物对于一个已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民族是高级营养品，对另一个民族也许反倒成了毒药。因此，只要不是出自植根于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进外来变革的尝试都是愚蠢的，这样子的革命企图都不会成功；因为它们没有上帝支持，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众中存在大变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与之同在，革命便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