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也许古力早就有这个计划了。他当初那么痛快地借钱给小北开店，酒吧生意最惨淡的时候也没撤股，还有他一直以来对陈星他们阿谀奉承的态度——都说明了这一点。甚至连当初叫来一群小姐坐台，很可能也只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在道儿上混了这么多年，他已经聪明到会用“丢车保帅”这一招了。

再向前回溯，就更可怕了：也许他在开长途客车的时候，就干上了这个勾当。在天津批发市场摆摊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他当初被人围殴，可能正是因为玩儿的太大了，连累到了其他半黑不白的势力，人家要“清理门户”。

等于说，陈星救了一个毒贩，又把他引进了家门，最后却害了自己的兄弟。这听起来很像农夫和蛇的故事。

比起恨古力来，他更恨自己。恨得浑身发抖。

被刑事拘留的第三天，陈星的父亲来了。他从尼龙书包里拿出几样东西：毛巾、牙刷、一条“都宝”香烟。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们总共只说了几句话。

父亲说：“你妈说她不想来。”

陈星说：“太远，她腰腿本来就不好。”

父亲说：“你到底犯没犯法？”

陈星说：“肯定没买毒品。”

父亲说：“那你交待清楚，相信政府吧。”

父亲的语气很平淡，陈星也听不出他是否相信自己。或者说，父亲已经对事情的真相提不起兴趣了，他只是感到失望：因为儿子而对整个世界都失望了。这个六十岁的老人已经彻底颓唐。

隔了几天，爱听相声的警察也来看陈星。他也带了东西：一台收音机。陈星想起他高中毕业进拘留所的时候，警察就给他带过这东西。有了收音机，他就可以在单间里听相声了。

警察同样面无表情，对陈星说：“刑警到你们店里踩点前，是我向他们提供了详细情况。幸亏你们没有逃跑，因为咖啡馆的前后左右都布了哨。我这么做，你不会记恨我吧？”

陈星说：“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警察也问：“事儿到底是不是你们犯的？”

陈星说：“不是。”

警察说：“相信政府吧。”

再次听到这句话，让陈星很无奈。他说：“政府最好也能相信我们。”

而就在同一天，张红旗从结束了出差，从上海回来了。和那些行色匆匆的旅客不同，她的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走路也一颠一颠的。想想马上就要见到陈星了，而这次见面，他的身份就是她的“未婚夫”了，张红旗的心情自然是甜蜜的。出租车开进四环路的时候，她甚至幻觉那些高楼顶上开满了花。

她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陈星他们的咖啡馆。但刚一下车，就看到了门上的封条。

张红旗登时慌了，到旁边的一家小卖部打听出了什么事儿。

“你还不知道呐？”窗户里的老太太喜气洋洋地说，“老板贩毒，俩人都被抓走了。”

在开往拘留所的车上，张红旗的眼睛一阵阵发黑。她反复设想着最坏的可能：陈星是为了和她结婚、买房子、生孩子才坐上那种买卖的；他是不甘心让人说成“吃软饭的”才这么干的。

这么一想，张红旗就有了一种从百米高空向下坠落的感觉。她的手脚冰凉，身体失去了重量。她的胃里一阵一阵恶心，赶紧叫一声停车，拉开车门就吐。

司机一边心疼地检查车座，一边问她：“姑娘，你是不是怀孕了？”

而这天下午，张红旗忍着头晕，在拘留所等了一个多小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他现在不想见你。”

张红旗几乎疯狂了，她披头散发地跳起来，抓住警察的衣袖喊叫：“他说不见就不见吗？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帮我问问他，他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说了和我结婚的，现在怎么能不见我！还有……他的案子到底是不是实情？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说着说着，她又蹲下来，几乎呼吸不上来，脸涨得通红，却憋出了一地的眼泪。

接待她的警察也蹲下来，陪了她很久。等张红旗哭过劲儿了，他才严肃地说：“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人的，这个你放心。”

与此同时，陈星正靠在拘留所单间的窗上，抽着烟望着天花板发呆。每过一会儿，他就会下意识地看看表，心想：张红旗应该走了吧？张红旗走到哪儿了呢？张红旗回到家里，会不会关起门来哭呢？为了不让家里人听见，她哭的时候会不会咬着枕头呢？

他不敢面对张红旗的脸，更不敢让张红旗看着他。他也想起来：他们说好了要结婚呢。

而在这天下午的审讯中，他明显心不在焉、语无伦次。警察提醒他：“不要有抵触情绪，你应该知道，把问题交待清楚是为你好。”

陈星的脑袋腾地大了，他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火气，陡然站起来，一脚蹬在对面的桌子上，把警察的大檐帽都震掉了。

他像一匹身陷囹圄的狼，穷凶极恶地嚎叫着：“你们他妈有完没完？我都说了八百遍了不是我干的是古力——是古力！有本事你们抓他去呀！贩毒的抓不着，抓我们顶雷算他妈什么本事呀……”

警察无奈地摇摇头：陈星的举动在他们看来傻透了。这时候给他两电棍，那可真是太合理合法了。

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陈星和小北终于走出了拘留所。出来的时候，他们固然是瘦多了，不过因为成天不见太阳，他们也白嫩多了，好像刚从子宫里面被掏出来一样。

虽然自从被抓进去，他们就没见过面，不过这时却没有久别重逢的亲热。他们只是对火点了颗烟，纷纷咳嗽了两声，然后就肩并肩地向路上走去，一言不发。

接受审讯的期间，他们将开咖啡馆的经过翻过来覆过去地交待了无数遍，光手印就按了几十个。另外，警方还把近期抓获的毒贩都押了过来，对他们进行指认，可仍然查不出他们确实从事贩毒的证据。

最关键的还在于，就在他们被抓获的同一天，那个叫古力的嫌疑人也消失了。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古力。

当然，这也并不说明陈星和小北就此逃脱了干系。他们被要求不准离开北京，并按时向当地派出所汇报动向。假如警方再发现什么不对头，也可以立刻逮捕他们。

也就是说，只要查不出咖啡馆贩毒案的元凶，他们还得继续背着“犯罪嫌疑人”的黑锅。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当他们回到咖啡馆后接到房东告知，店面已经被转租了。当初的合同写得很清楚，只要承租人涉嫌任何违法活动，房东都有资格立刻收回店面，且不退还房租。

创业大计就此告吹，他们重新回到了一无所有。

被关押期间，小北的家人从来没露过面，而现在被放出去了，他也不敢回家。按他的说法，他那位暴躁的军官父亲很可能从抽屉里掏出一柄手枪，将他当场击毙——“免得以后做出弑父弑君的事来”。

他径直回了大眼妹妹家，并邀请陈星和他们一起挤一挤：“别担心夜里声音方面的尴尬，我他妈现在哪儿还有那个情绪。”

这时的小北，已经陷入了彻底的失败主义之中，而且言语间一副“看开了”的神情。他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也根本不打算东山再起了。他从音乐学院的同学那里接了点儿活儿，搞起了手机彩铃的制作。有录音系的底子，做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倒也是小儿科，只是做出的东西太不靠谱。在电脑前忙活了半天，他的第一部彩铃作品出炉了：“打我手机收听一下。”

陈星拨了小北的手机，听到雄壮的革命音乐，一个八十年代广播员的声音义正词严地念白：“昨天，在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斗殴事件。敌人气焰嚣张，高呼你妈逼、打你丫的、跟你丫死扛等反革命口号。我方毫不示弱，高呼你妈逼、打你丫的、跟你丫死扛等革命口号。在我方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敌人落荒而逃……”

“什么玩艺儿。”陈星颓丧地笑笑，不知小北究竟是想靠这个谋生，还是只想逗他一乐。

这条操蛋的彩铃果然没卖出去，小北还因为耽误了工作，被同学臭骂一通。他倒也不生气，只是摇着头说：“他们丫根本就不懂创意产业。”

从这以后，小北就彻底堕落了。他重新念叨起了那句口头禅“软饭是最香的饭”，而且还老拉着陈星“宅一宅”。所谓“宅一宅”，就是闷在屋里不出门，两个人干掉一瓶最便宜的“二锅头”。

大眼妹妹本来还想安慰安慰他，但很快就受不了了。她开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对陈星也气哼哼的：“残疾人还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呢。”

小北反唇相讥：“都是你前男友害的。”

这么一说，大眼妹妹的眼圈就红了，她只好一个人跑到卫生间去哭。那里还有许多《婚姻与家庭》和《知音》杂志可供参考，上面的故事更加令她感同身受了。

而陈星却没有像小北一样“颓”下去。他仍然还想做一个有冤必报、有诺必践的人。所谓有冤必报，是指对古力。那家伙恩将仇报，陷害了他和小北，这笔帐不能就这么算了。而有诺必践呢，就是对张红旗了。他向她提出过结婚，就一定要和她结婚。

而在此之前，又一定要逮住古力，还给自己和小北一个清白。于是，有冤必报和有诺必践就结合在一起，成了一回事了。

这个目标让陈星陷入了神经质的状态。从拘留所出来以后，张红旗又给他打过无数次电话，他都没有接。但一天晚上，他还是又给张红旗写了一封信，偷偷塞进了她家的信箱里。

在那封信上，他完全是一派侠骨柔肠的语调。他告诉她，自己有多么爱她，但目前又无法和她在一起：他只要顶着“嫌疑犯”的头衔，就没有资格和她说话，而且都会耽误她，让她陷入更大的痛苦。随后，他又请她相信，自己虽然是个什么也干不成的人，但这件事（有冤必报、有诺必践）一定会做到。只要做到了，他就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汉子，而做不到，他他娘的就不配做人了。

送完信，陈星走在午夜北京空旷的街道上，眼泪汩汩。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说空话，他当夜就奔赴管儿厂，到古力家附近去盯梢。

这一盯，就是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陈星几乎可以说是风餐露宿。白天，他只吃两个烧饼，渴了就找个公用水龙头灌两口，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在管儿厂周围游荡。到了晚上，他就穿梭于附近几个饭馆之间，偷偷打量那些喝夜酒的人。在国企的宿舍区，有这种习惯的只有两种人，一是下夜班的工人，二就是地痞流氓。他格外关注后者，希望能从那些家伙的胡侃瞎聊里择出和古力有关的信息。

作为一个在街上“混过”的年轻人，他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痞子很可能认为他在“照眼”呢。果不其然，一天晚上陈星要了瓶啤酒，挨着一桌痞子坐了会儿，一个酒杯就扔了过来。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指着陈星：“***看什么看？”话音没落，整桌痞子都站了起来，冲他横眉冷对。赶上人多欺负人少的时候，他们的心可真齐。

陈星只是沉默着站起来，低头往外走。经过那个小伙子面前时，他低声说了一句：“***。”

那小伙子愣了一愣，大概是没想到陈星敢还嘴。而等他反应过来，骂他的人已经走出门去了。对于一个“出来混的”，这种奇耻大辱怎么能算了？他立刻抄起一个酒瓶子就追了上去。

另外几个痞子固然不甘落后，但他们刚跟出来，却都傻了眼：先冲出来的小伙子已经被陈星反锁住了喉咙，不仅动弹不得，而且掐得直翻白眼。陈星顺手抢过酒瓶子，在墙上一磕，拿玻璃尖儿抵住他的眼睛。

“大哥你混哪路的？”小伙子的酒也醒了，随即开始了痞子们的例行公事，也就是攀关系，“马连洼黑熊哥你认识么？我们特熟。”

“甭跟我拽这个。”陈星低声说，“我就想打听个人——有个姓古的顽主你听说过么？”

“好……好像听说过。”小伙子迟疑着说。

“知道他们家住哪儿么。”

“真不清楚。”小伙子诚恳地说，眼瞅着都快哭了，“他比我们大好几茬儿，人家混的时候我们还是崽儿呢。”

“哦。”陈星失落地把酒瓶子一扔，放开了小伙子。那群痞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离开，他们大概正在默默背诵武侠里最烂的套话：这就是传说中的“老泡儿”吧，正所谓人近江湖远天涯飘泊何处是归乡，一个流氓的境界莫过于此。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风很大，有时候甚至漫天沙土，陈星很快就被打磨得风尘仆仆。有一次，他正在路边东张西望，一辆拉着大块镜子的三轮车从他面前经过，镜中人的形象吓了他一跳：完全就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了。

还有两个晚上，他在管儿厂晃悠得实在太晚，又找不着旅馆，干脆就来到用来停货的空地上，找了个水泥管子钻了进去。在这里当然是睡不踏实的。因为管子都是东西向排列的，最怕吹的就是南风或北风，那时候整个管子的森林都会呜呜地共鸣，就像一排箫。往往凌晨五点不到，他就被转变的风向吵醒了，不得不晕头转向地出来，和那些赶着上第一拨儿菜的农民一起走上大街。

看着白菜和萝卜组成的小山缓缓移过，他会略带欣慰地想：看来有人比我还辛苦。

盯梢工作也不可谓没有进展。有一天，他转到一个副食店门口，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古大妈”。他脑袋里的弦立刻绷紧，循声望去，见到一个矮胖的中老年妇女在打酱油。更让人鼓舞的是，“古大妈”刚一出去，两个售货员立刻撇着嘴，议论起她们家的儿子来：“原来说在外面做买卖发了，后来也不知犯了什么事儿，突然就没影了，警察倒三天两头来。”

陈星悄悄跟上去。不出五分钟，他就摸清了古力家的住址。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不仅见到了古大妈，还见到了古大爷，甚至认识了古乐乐（一只京叭狗）。

这样一来，盯梢就变得有的放矢了。陈星更有了信心，去“赌一把”：他确信古力一定还有大批存货放在北京，否则当初也不会把买卖做得那么大，大到了买得起奔驰跑车；他也承认，古力是个狡猾而谨慎的人，因此才能把他和小北装在套儿里，自己身轻如燕地逃跑——但在那个风口上，古力是一定不敢带着毒品动身的。而陈星还断定，古力也是一个贪心的人，因为所有毒贩都贪心。他相信，只要风声稍微过去，古力一定会回到北京，取他的存货。

而他要赌的，在于古力是不是一个狼心狗肺到了极致的家伙。假如是陈星自己，别管犯了多大事儿，只要回来，一定要到家里看一眼。

古力究竟还有没有这点儿“人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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