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时候，张红旗离陈星并不远。她所处的位置，和养鸡场大学的直线距离大概有七八公里。那里是北京大学昌平校区。

高考结束，张红旗顺理成章地考进了北京大学，自此和中学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高中三年，她说来也有几个朋友，比如班委会的成员、课外提高班的同桌、一起参加什么竞赛的选手。经常见面的时候，她也和这些人打打电话，课间聊几句天，可一朝各奔东西，却发现彼此之间根本没有联系的必要。本来，张红旗也是想给他们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的，但她又想，为什么他们不先找我呢？于是她等了半个暑假，确定没人想得起来找她，保持联络的念头也就打消了。

张红旗早已拿定了主意，要做一个心理独立的人。心理独立的人应该尽量摆脱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她确实做到了，自然流失的朋友并没有使她感到特别可惜。不仅如此，到大学报到，她也坚决不让父亲陪同前往。而父亲本来已经洗了车，想让她风风光光地出现在新环境里呢。

对于张红旗的拒绝，父亲竟然有些伤心。他说：“你确定不让我送吗？”

张红旗没留余地：“我自己能办那些手续。”

父亲转身走开，也不说话了。他的背影似乎是颓唐的。张红旗有点后悔，她想到，家里不久前刚出了事儿，自己不该这么决绝。但充分自立，不也是对父亲的一种安慰吗？（把出的事情在这里说出来更好）

她最终还是一个人去报到了。临走时，背着不近人情的心理包袱。自然，她的情绪很不好，办手续也阴着脸。和那些欢天喜地的学生们比起来，她就像个异类一样。

但是很快，大家的情绪都不好了起来。这一届，北京大学的新生有了新政策，要到昌平的分校去呆一年。昌平是什么地方？很多人觉得昌平就是河北。刚刚准备融入繁花似锦的燕园，却得知要被发配到那里，任何人都会失落的。

但也没有办法，大家登上了北大租来的公交车，轰隆轰隆地前往昌平。几辆车排成了浩浩荡荡的长队，车上堆满了沉着脸的年轻人和行李，下面还有一些团委干部在欢送。那架势，好像张红旗他们不是去上大学，而是去上山下乡的。

在公共汽车上，关于昌平校区的传闻已经四起了。很多人悲观地预测起了这一年的生活：没有图书馆、没有饭馆、没有学生社团；只有蚊子、野狗；下雨天，蛤蟆还会爬进屋里来。他们说，每个宿舍最好准备一只老年人的门球杆，好把那些胖乎乎的东西打出去。

相比于多数人的沮丧，张红旗倒是很快就安之若素了。你不满归不满，有什么办法吗？她想，实在不行，就专心背一年英语单词吧，反正将来是要出国的。

车到了昌平，大家收拾行李，领取学校配发的被套和蚊帐。女生大多是有家长来送的，只有少数人看着地上的箱子和包袱发愁。发了一会儿愁，几个女生就招呼起男生来：“同学，你是哪个系的？”“哪个系的？我也是。”一些男生像认领困难户一样，把本系女生的行李搬上楼去。姑娘们或者害羞或者招摇地笑着，一个一个走了。当然，这时男生们的动机还是很单纯的，他们倒不计较行李主人的长相。

到最后，只剩下张红旗和另一个女生没人管。张红旗是不愿意求人帮忙，而那个女生坐在箱子上，叼着一颗香烟说：“我他妈的是女权主义者。”

大家都上了楼，张红旗和这个女权主义者只好自己搬起箱子来。女生的力气到底是小，男生一条胳膊就能拎动的东西，她们必须两个人抬，一前一后地合作。上楼梯的时候，你先在下面顶一段，我再轮换过去顶一段。往往搬到一个拐角，下面的那位已经两腿发抖了。

而她们偏偏住得那么高，一个在三层，一个在四层。这两只辛勤的蚂蚁上下几个来回，很快就累垮了。但这时，也没有男生主动上来帮忙，因为她们身体力行的姿态拒人于千里之外。她们让男生们感觉到，即使凑上去，也会碰钉子。

缓慢地移动了一个多小时，她们终于把五六个箱子搬运完毕，然后自然而然地惺惺相惜起来。那个女生是中文系的，长得挺清秀，但是牙齿不好，有黄褐色的痕迹。也不知是因为抽烟，还是四环素牙。不管哪个原因，倒都是挺适合女权主义者的。

分别铺床叠被完毕，两个人就一起下楼吃饭。这时她们才互通了姓名，女权主义者叫陈木。一路上，陈木都夹着一只香烟，到食堂里也不熄灭。旁边自然有人抗议：“同学，请把烟掐了。”但她佯装没听见，又抽了一大口。

张红旗还是第一次和这样的女生在一起，她感觉很新鲜，而且好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大学不是应该比中学拥有更多的自由吗？但和一个抽烟的女权主义者共进午餐，这件事又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张红旗也觉得想不通。

吃完饭，她们一起在园子里散步，熟悉环境。诚如同学们的抱怨，这里实在烂得可以。整个校区由几栋红砖楼、一个水泥篮球场、一座办公楼兼阅览室组成，空地上杂草丛生。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再抱怨，因为所有人都抱怨，你也抱怨就太俗了。她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胡扯起来。一个小时的散步里，基本上都是女权主义者陈木在说，张红旗在听。陈木是中文系的，她告诉张红旗，自己高考只有一个志愿，就是北大中文系，而她父亲也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现在是另一所大学的文学教授。陈木还直接鄙视经济系：“经济系？那个破系，北大就不应该有这种专业。”张红旗没有说话，因为她就是“那个破系”的。而经济系的确切名称应该是“经济管理学院”，陈木鄙视得连名字都不愿了解清楚。

在这个年代，褒中文系而抑经济管理学院，还是显得很有个性的。18岁的张红旗被这个姿态震撼了一下。陈木继续告诉张红旗，在所有中国文学里，她最喜欢的不是李白，也不是曹雪芹，而是纳兰性德。张红旗几乎还不知道纳兰性德是谁呢，在以前背过的语文高考大纲里，关于纳兰性德的介绍只有一句话。随后，她听到陈木一首一首地背诵起纳兰性德的词来，不免又震撼了一下。再后来，陈木又告诉张红旗，她最近正在读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看着看着，她就哭了。关于她的感动和她的精神追求，陈木接下来又谈了很多，却在最后话锋一转，落到了张红旗身上：

“你不觉得你的名字很可悲吗？”

张红旗说：“有什么可悲的？”

陈木说：“红旗象征着什么？连给孩子起名都有那么强的政治意味，中国人的精神真不自由。”

对于自己的名字，张红旗倒是也琢磨过，她也觉得有点怪。不过那是她爷爷起的，她爸爸都没有发言权，更别提她自己了。她对陈木说：“哦，改名很麻烦的。”

陈木说：“你爷爷肯定是个老共产党。”

张红旗说：“那倒是。”

陈木拍着手说：“这不就是了嘛。”

张红旗只好说：“是啊，是啊。”

虽然陈木的言语之间有所冒犯，但张红旗并没往心里去。一来，她觉得这说明陈木是个真诚的人，二来，她大学里也没有其他朋友。

和自己宿舍里的另三个女生相比，张红旗还是更爱和陈木在一起。倒不是说另三个女生人不好，只不过她们都很乏味。有两个女生的床头迅速堆满了英语书，她们聊天的内容也是：“你是你们学校第几名考进来的？”“第一名。”“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出国。”张红旗感觉这两个人和自己太像了，看着她们，就象看到了自己。但觉得她们乏味，是不是说明自己也是一个乏味的人？张红旗又悲伤了。

另一个女生倒是张红旗的反面，但是更没共同语言。那个女生是南方人，一会儿说自己家里是官员，一会儿又说自己家里是做生意的，到后来才知道，在她们那儿，这两种身份基本上是一回事。她家里搞到了个保送名额，她就成了北大的学生。她的化妆品非常多，多到了自己的洗漱架已经放不下，需要借用张红旗的空间。而她一天到晚钻研的，肯定是时尚杂志了。此外，她还是整个楼道里唯一拥有手机的人，每天要往家里打长途电话，说粤语。还有香港的越洋电话打过来，据说是她的男朋友，也说粤语。

除了上课以外，张红旗的大多数时间都和陈木泡在一起。说泡，实在冤枉这些昌平校园的学生了，她们能做的事情只是在教室里上自习和看闲书。出于对中文系的热爱，陈木拒绝学习中文系的所有课程，把全部时间用于研究纳兰性德。在她的感召下，张红旗也开始读一点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她坦白，自己在这方面不如陈木，她只想看通俗的读物，比如当代中年女作家的、金庸武侠和张爱玲。对于张红旗的兴趣，陈木固然是哂笑的，但她随即又原谅了她。一般人还是要从浅入深嘛，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深的“国学底子”的；而且如果连破烂系的学生张红旗都看纳兰性德了，她陈木的过人之处又在哪呢？

刚上大学的几天，时间是漫长的。教室、自习室、宿舍，这个三角形比中学还要贫乏。过去起码还有争分夺秒的高考压力，而现在，一切刚开始，一切还都很远呢。所以张红旗有时觉得心里很空，有时又觉得心里很满。就像一杯水，盛满了又倒出来，倒出来又盛满了。另外，和陈木在一起，她觉得迟早会发生点什么事儿。这个念头到后来竟然成了一个隐隐的盼头。而才盼了几天，事儿就发生了。

那天下了课，张红旗去找陈木。一推宿舍门，陈木却说：“咱们去喝酒吧。”

张红旗说：“咦？”

陈木说：“咦什么，我又不是你的姨。”

张红旗说：“没什么，以前没人邀请我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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