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应该换一张纸，重新誊写才是。但陈星转念一想：就算写完了，他会把这封信寄出去吗？

或者说，刚才那样冲动地跑出去买纸和笔，并非真的想给张红旗写信啊。他只是需要诉说，需要对心里的那个张红旗滔滔不绝地诉说。

他不再顾及那些墨迹，一鼓作气地写了下去。

陈星端坐在肮脏的地板上奋笔疾书。他告诉心里的那个张红旗：自己当初狠心地和她分手，看起来的确不可理喻，够孙子够王八蛋的，但他也有他的苦衷。虽然几乎整个大学时代，他们都泡在一起，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总感到他们注定无法长久。说句流氓用语：裤裆里放屁——两岔儿的。为了这个原因，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总是伴随着焦虑与忧郁。可是没想到，一旦真的分手了，他并没有突然轻松下来的感觉。甚至连怅然若失也没有。他只感到心里有个伤口，被不断撕开又缝上，缝上又撕开。

感觉无法在一起，却又忍受不了分离，这种感觉太痛苦了。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决定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吧。

接着，他便详细地讲述起自己在深圳的生活，以及每天夜晚是如何想念她的。

不知写了多长时间，他的腰和颈椎都疼了，只好停下来，伸了个懒腰。这时，他心里既非常空，又非常满。感觉竟然很舒畅。

窗外逐渐发亮，陈星想，明天再继续吧。反正也不着急，反正他也不打算把信寄出去。

从这天起，陈星也养成了给张红旗“写信”的习惯。每天下班之后，他便急匆匆地回到家，一边吃饭，一边盘算着该写点什么。等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声节目结束了，他便盘腿坐在床前。尽管这种坐姿极其不舒服，但他却从未考虑买一套桌椅，就像他没考虑过将信寄出一样。他要的只是写——因此，也往往写得缺乏计划性，有些信写得极其长，满满七八页的流水帐，并且还有接着流下去的趋势；看看实在不像“一封信”了，陈星便会把它戛然而止，另起一页，从“张红旗和冒号”重新开始。还有的时候，他想来想去，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干脆就把刚刚听到的相声记录下来，与张红旗分享。这种“相声摘录”或“侯宝林大师语类”也占据了相当厚的一叠信纸。

作为一个长年孤独的人，陈星一直在用孤独对抗孤独。

日子就这么在半空中流走，在信纸上流走。那年春节，因为低估了中国春运的恐怖程度，他没买到回北京的车票，只好独自吃了一锅涮羊肉。

电磁炉的功率过大，一斤羊肉没吃完，电闸跳了三回。接完保险丝，他给北京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仍然告诉他们，自己在公司做销售。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他向父亲提出，给家里汇点儿钱去。

他父亲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你能把自己管好就行。”

一年没见，父母的声音仿佛老了很多。他们的样子也一定变老了吧。陈星叹了一口气，开始收听广播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但没听多会儿，他就把收音机关了：现在的晚会相声根本不能听。于是他又盘腿坐在窗前，开始写信。

这天，他写在纸上的第一段话是：说来也有快两年没见面了吧，不知道你的模样变了没有。我也常感到害怕，怕忘了你的样子。

一转眼，开了春又立了夏。

这段时间，陈星明显感到了街上的变化。首先是人少了，过去闹哄哄的快餐店，如今晚上七八点钟也没几个人坐着。公共汽车也一下子空了，售票员都无精打采的，连站都懒得报了。街上的霓虹倒是照常亮着，但因为商店里没有人，越是灯光璀璨的地方，就越显得寂寥。

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白口罩。因为天热，许多人呼吸都困难了，喘气的时候，白口罩一鼓一鼓的。还有的口罩造型很特殊，高高的隆起来，罩在脸上好像一只猪鼻子。据说那是从香港带过来的高级货，学名n95。

那天，陈星到街口的快餐店吃烧鹅饭。因为常去那儿，点菜的小妹子都认识他了。那姑娘也罩上了厚厚的口罩，她警惕的看着陈星，闷声闷气地说：

“你怎么不戴口罩？”

“国家规定带了么？”陈星反问她，“不带警察抓么？”

小姑娘不可理喻地瞪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吗？非典来啦。”

“广播里说了。”

“那你还不怕？”

“怕也没用。我也不往人多地方扎。”

“你的胆子太大啦，怪不得你能干那份工作。”小姑娘也见过他挂在半空的光辉形象。

过了两分钟，一盘无比丰盛的烧鹅饭摆在了陈星面前。足有整整一只鹅，盘子都快装不下了。

“怎么这么多？”陈星往嘴里塞着肉问。

“没人出来吃饭，反正也卖不出去。”小姑娘又瞥瞥他，“也算我送你的礼物。”

“什么意思？”

“明天我就回老家啦。这地方不能呆，万一得了非典怎么办——你不走？”

陈星想了想：“不走。这操蛋非典要是真那么厉害，扩散到北京也是早晚的事儿。”

这天上班时，他的老板——原来的影城推广部经理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还是老员工对公司忠诚，这时候还来上班！”

那家伙说完，掏出一个小小的红包，塞进陈星手里：“一路顺风！”

“什么意思？”陈星问他。

“你不回老家吗？公司停业啦。”推广部经理说，“演出什么的都取消了，我们还做他妈的屁广告呀。别人都跑了，今天来上班的就剩你一个了。”

“那你也——回老家吗？”陈星忽然想起，他还不知道推广部经理是哪儿的人呢。这家伙在外面混得太久，乡音早已改了。

“这里人心惶惶的，我也好怕怕哦。”对方嬉皮笑脸地说，“不过我不走，因为还有商机。”

说着，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口罩，挂在嘴上。口罩上印着两个英文单词：fucksars。

“怎么样？有创意吧？这是我开发的文化口罩，还有很多图案呢。”他说着，又从身后拿出一只塑料袋，里面全是口罩。口罩上的图案花样百出：有的写着“nokissing”，有的是一只巨大的红嘴唇，连hellokiy的卡通形象都有。

“不过我就不能带着你一起做啦，卖口罩利润太低。”推广部经理补充了一句。

“哦，好吧。”陈星点点头。他和推广部经理道了别，拎着他的专用缓降器走回街上。到处都是口罩，只有他一个人没带，那感觉竟然像在裸奔。他想：要不还是回北京去好了。工作都没了，他已经失去了“混在这里”的理由。

于是他回到住处，草草收拾了一下。除了换洗衣服和“评书宝”，他也没什么家当了。如果说积攒下了什么，那就只有给张红旗写的信了：厚厚的一大叠，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头。他找了个塑料袋，仔细地把信包好，放进帆布包的夹层里。

在这度过了无数个寂寞之夜的破房子里，他默默地抽了颗烟，便决定去买火车票了。

临到出门，他才想起来：他妈的，自己还有一张存折呢。经过舍命推销，再加上影城推广部经理的收购，他把叔叔留下来的缓降器卖光了。他赶紧折回来，掀开褥子找到存折，长嘘了口气，把它揣进兜里。

陈星出了门，直接去银行，把存折里的钱取了出来。算上利息，总共有五万多块之多。还是那句话：他王老五哪儿见过这么多钱啊。他拍拍装钱的信封，打了辆车，努力回忆着一个地址。

一会儿，神色紧张的出租车司机把这个没带口罩的年轻人送到了一个小区门口。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返乡，这儿已经没有保安站岗了。陈星凭着记忆，敲错了两次门，才找到叔叔曾经住过的那套房子。

出乎意料，这次是那个胖胖的小男孩开的门。一年没见，他更胖了，站在门里，仿佛比门框还宽。这家伙似乎也变得聪明了一点儿，看到陈星没带口罩，立刻捂住了鼻子，随即就要关门。

陈星赶紧顶住门，一边跟胖子较着劲一边问：“你妈在么？”

胖子明显力气不支，没两下，门就被陈星顶开了。但傻小子却欣喜地叫起来：“爸爸爸爸！”

“还是不敢当。”陈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应该明白：有奶的不一定是娘，有劲儿的不一定是爹。”

这时，胖子的妈妈才从里屋跑了出来。和儿子相反，她还是那么干瘦，腰上系着围裙，大约正在做饭。

“别闹别闹，到里面玩去。”那女人训斥着胖子，长长地凝视了陈星一眼，把他让到屋里。

“还没吃饭吧，我煲了汤。”女人口气平淡地说完，转身去了厨房。没一会儿，她端出一罐汤来。

陈星和胖子肩并肩地坐在桌旁，每人喝了一碗汤。那女人又要给他们盛。陈星说：“不用了。”

胖子却响亮地叫喊：“还吃！”

那女人不由分说，又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然后也在桌边坐下，问陈星：“你要回去了吗？”她看看陈星背上的帆布包。

陈星点点头。

“回去好，不要让家里操心。”女人又露出哀怨来。

陈星问她：“我叔叔回来过么？”

女人摇摇头。

“有没有消息呢？”

“打过两个电话，说什么他在外地混得不错，又开始做生意了，但说来说去，还是让我给他汇钱。”女人叹了口气，“我是不会再信他了，而且也没钱了，过去欠人家的还没还清呢。”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就连胖子都不说话了，埋在汤碗里瞥瞥他妈妈，又瞥瞥陈星。

陈星挠挠后脑勺，打开帆布包，把刚取的钱拿出来：“这个给您。”

那女人惊异地望着陈星。

“也算我叔叔挣的。”陈星说，“我把他留下的那些缓降器卖出去了。您留着，他什么时候回来，让他自己把债还了。”

那女人的眼里有了泪光。她把钱塞给陈星，语无伦次地说：“你就别管他了……拿这些钱做个稳当的买卖去吧……你比他强多了……”

陈星重新把钱放到桌上：“我也不爱做生意。”

他说完，背上帆布包就出门了。那女人抹着眼泪跟出来，目送他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