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来到街角的麦当劳餐厅，但谁也没叫吃的，只要了两杯咖啡。

“这我知道。”张红旗不禁插话道。

董洋轻轻看了张红旗一眼，继续说：“但我们那时并没好上。我们那地方的升学压力非常大，比你们北京的大多了——听口音你是北京的吧？后来我就上了北大，再后来听说她也来了北京，在另一所大学读书。她父亲为了让她读大学，好像很花了一些钱。在北京的校友联谊会上，我们重新见了面，就在一起了。然而没过半年，她忽然就出国了。”

张红旗脱口而出：“投资移民？”

董洋又看了张红旗一眼，点点头。他又喝了一口咖啡：“是她父亲安排的，她也不能不走。你们都说听过我在湖边吹笛子，其实这习惯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怪不得那首《扬鞭催马运粮忙》听起来却很忧伤。张红旗忽然想：他也不知道换一首曲子。太不搭调了。

“过去学笛子的时候，就没练几首曲子，偏偏那首吹得熟。不过说来，那首曲子倒很适合她，”董洋像猜到她在想什么了，“认识的人都说，她来美国，是为了给家里转移资产的——真是他妈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呀——还是说我们的事儿好了……在分开的时候，我对她说：你等我，我到美国找你。她呢，好像也挺高兴。后来我就考托福，考gre，终于拿到奖学金，去了加州。但你也知道，研究生刚入学的课程很紧，我就一直也没时间找她。但前一阵，从国内的朋友那儿辗转听说，她家出了事儿……”

“是她父亲吗？”

“对，双规了。上面把证据掌握得很清楚，判刑恐怕是迟早的事儿，就连她母亲都脱不了干系。”

张红旗想起米茜的母亲——也就是那个客气得近乎谦卑的老妇人：“我见过她母亲，看起来人很好的样子——”

“她父亲也是。看起来再不好，能做上官么？她家里的事儿在我们那里闹得很大，几乎全市的人都在传。知道我们俩的事儿的朋友还替我庆幸，说什么当初幸亏没和她在一起。但我想：这时候如果再不来找她，以后就不好说见不见得上面了……”董洋说到这儿，顿了顿，“非要开车来，其实也是为了她，我想带她出去旅行一次。换个环境，她的心情没准会好一些——听起来还有点私奔的意思吧？就像美国公路片里的末路鸳鸯。”

“可她还是没跟你走……”

“她拒绝了。她像变了个人，脾气古怪得要命，除了买吃的，连门也不出。好像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她才觉得安全。我就对她说：跟我去加州吧。她却嘲笑我太幼稚了。后来一想，我的想法确实太幼稚了。”

“也不是。”张红旗安慰似的说。

“我和她呆了一个星期，不得不回去了。分别的时候，她很伤心，抱着我哭了半天，但后来突然又推开我，恶狠狠地说：你走吧。当时，我嘴里虽然说还会来找她，心里却很绝望。但我最终还是走了。再后来，我就接到了你的电话，听说她出事了……”董洋忽然用力地抱住头，“什么酒后交通事故，那明明就是自杀，我早就看出她的心理不正常了，当初为什么还要离开呢？如果我在她身边，她应该不会做这种傻事吧。”

张红旗却忽然生出另一个想法。她想：也许米茜原本不想死，她是见到董洋之后，才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与注定无法厮守的恋人相聚后结束生命，这行为有种绝望的凄美之感。

但她随即被这个猜测吓坏了：如果是那样，自己不也成了促使米茜自杀的帮凶了吗？这个逻辑的链条太过残酷，是他们——生者和死者——都无法承受的。

而眼前的董洋已经在流泪了：“过去在湖边吹笛子，我总是边吹边想：会不会有伤心人跳湖呢？而且，后来我确实也见到过跳湖的人……也是一个女生……但我前些天怎么就没想到，米茜也会这样呢……只不过不是跳湖……”

张红旗无言以对。

几天后，她和董洋为米茜举行了极其简短的葬礼。到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连牧师都没有。空中连云都没有一朵，北美的蓝天明媚地闪着光，风从墓碑间穿过。

董洋为米茜盖上两抔土，后面的事情就由殡仪馆的专业人员去完成了。在米茜的墓碑上，他要求刻上这样一句话：有人深爱过她。

两人默默地在碑前站了会儿，董洋先转过身，和张红旗握了握手：“我走了。”

“回学校么？”张红旗说。

“是啊。”他答道，“否则还能去哪儿。”

张红旗说：“再见。”

董洋突然问她：“你毕业后去哪儿？留在这儿还是回国？”

“这儿有什么意思。”张红旗说，“估计是回去。”

“我也回去。”董洋说，“那国内再见吧——也许。”

“也许。”张红旗说。

回公寓的路上，张红旗的心情固然是沉重的。她也自然地想到了陈星：假如她也死了，陈星会千里万里地来看自己么？他会不会为当初的分手而后悔呢？

到了公寓，她拿起笔，继续给陈星写信。一切如常，就好像生活中并未有过什么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