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回去看看，老在外面浪着也没劲。”陈星忽然想起什么，“以后别老跟古力那伙人搅和在一块儿，我看他们都不是善主儿。”

张红兵愣了一下：“放心，我也不傻。”

打发走张红兵以后，陈星找了张椅子默默坐下，看着门里透进来的一小块阳光发呆。自从那天夜里见到张红旗，他就常常如此——在思维真空的状态下度过一天。有时，他还希望自己赶紧变老算了。

而每到夜里，自然又是辗转反侧的。他便拿出写给张红旗的那些信，在台灯下反复看。但他却又不想提笔写新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倾诉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他也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再对张红旗说些什么。

他甚至时常萌发拔腿就走的冲动。就像当初一样，从眼下的生活里逃出去。

陈星本以为他和张红旗的事情就这么完了。他们已经彻底变回了两条平行线，变成了天空中两个永不相逢的星座。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段日子，北京奥运会的预热工作进入了癫狂阶段。满街都是所谓“福娃”的卡通玩具——咱们国家真有经济头脑，你想买吉祥物，得掏五份儿钱。电视里成天播放着这样的节目：一群开奇瑞qq的司机找了个操场，把几十辆车拼成了五环的形状，对着镜头高呼：北京2008！或者是一个爱好管乐的民间奇人，居然在他的葫芦丝上接了一根几十米长的大管子，管子弯成五环的形状，老家伙妄图让奥林匹克精神和他的葫芦丝产生共鸣，吹的时候屎都快憋出来了。他也在镜头上高呼：北京2008！

“全北京的神经病都他妈窜出来了。”小北评论，“他们不会在安定医院点圣火吧？”

当然，抽疯的也就是老百姓。真正有脑袋的家伙这时候正琢磨别的呢。房地产商仿佛正在进行最后冲刺，不计后果地买地盖房，并鼓动全国人民不计后果地买房。别说北京五环路了，连秦皇岛的楼盘都敢管自己叫“奥运板块”，他们信誓旦旦地预测：这时候再不出手，奥运过后就别想在“国际化大都市”立锥了——找一暖和点儿的水泥管子吧。

陈星父母的小区也面临着拆迁。一家叫“房事勤”的“很有来头的公司”早就看上了这块地。借着奥运建设的东风，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搞定了区文化局的领导，准备在那里建一家美国式的“帽儿”。而那些在北边上班的小知识分子，则被轰到了南五环——“那边交通特便利，从来不堵车”。

和死磕到底的钉子户相比，陈星的父母倒是特别好说话。毕竟他们也快退休了，搬到南五环能图个清静。而且南边物价低，白菜还便宜五分钱呢。

一家人饶有兴致地买家具看装修，准备乔迁新居。而就在这个当口上，原来小区的物业公司却找上门来了。

“你们还拖着好几年的物业费呢。”一个北京老爷们儿无奈地说，“我们也是让房事勤轰走的，你们走了还有地儿住，我们呢，就剩一屁股外债了。这俩月都没钱发工资，要再收不上钱来，真看不见奥运开幕了。”

原来，前几年单位房改，文化局家属院也划归物业公司了，但大伙儿常年没有交物业费的习惯，都死扛着不掏钱。物业公司呢，拿不到钱也不提供任何服务，连信箱都给关了，就这么干耗了好几年。

陈星的母亲后悔了：“早知道还有这么一茬儿，应该让房事勤公司给咱们交。”

最后，还是陈星拿出钱来，把物业费补交了。他们没想到，物业公司还挺仁义，拿到钱的第二天，那个北京老爷们儿忽然又抱着一只巨大的纸箱子来了：

“前些年没交物业费，我们当然不管给你们送信送报纸了，现在钱交了，这些信就还给你们好啦。”

陈星父亲哭笑不得：“我说这么长时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报》都跑哪儿去了呢——还以为那协会倒闭了。”

他又对那老爷们儿说：“您替我们扔了得了。05年的新闻我们不需要看了。”

但陈星随手在那纸箱里翻了两下，登时僵住了。他的额头开始冒冷汗，手都哆嗦了。

“那我真扔了？”老爷们儿说。

他忽然听到陈星一声怒吼：“我***！”

迄今为止，陈星活了27岁。作为一个常年的后进生，他从来不看书。而这天，陈星度过了有生以来量最大的一个夜晚。他在10个小时内，读完了20多万字，并且都是手写的。

那是张红旗到美国后给他写的信。是他提出分手后，她一笔一划地写的。只是因为每平米每月9毛钱的物业费，这些信全部泥牛入海，在不见天日的传达室库房里封存了5年。

第一封信写在他提出和她分手的那一天。她问他“为什么？”最后一封信写在她即将回国的前夜，她说：“即使我们不会再见面，但想想你也在那个城市，我的心里像有了依靠。”

在一些信里，她长篇累牍地抱怨，说美国的生活太无聊也太累了，她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另一些信中，她的心情似乎很好，饶有兴致地讲述着当天的所见所感，连最细微的心情都写到了。

还有一些信，她想他一样迷惘：“我来这儿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以后又会如何呢？”

她也直言不讳地说她想他：“你有时也会想起我吧？”

她甚至歇斯底里过一次：“你到底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一连写了二十多遍“在哪里”，比那首著名的思念周总理的诗歌还要多。

陈星看着这信，用手背抹眼睛，又把眼泪蹭到外套上。他想起和她分手时，曾说过“我还是你最亲的人”，但他却错过了她的这么多喜怒哀乐。这是最亲的人吗？他违背了这个诺言。

他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从深圳带回来的帆布书包，取出自己给张红旗写的信，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两个人的信对照来读。读了两封，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悲哀而又欣慰。原来这些年，即使远隔着千里万里，即使颠倒了黑夜白天，他们之间却还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联。这种关联让平行线般的两个人遥相呼应，心心相通。

和张红旗在一起时，他曾经历过很多神奇的时刻，比如他们在昌平金色的天空下漫步时，比如她从夜色中等待他时。但真正的神奇，却发生在他们分别的时候。

而现在，到了让神奇照进生活的时候了吧。陈星想。

第二天是周末，他不顾一天没睡，独自走到了张红旗家楼下。他在花坛里抽着烟，脑袋清醒得像这个清晨一样。

一直快到中午，他才看见张红旗从楼门口出来。她插着兜，慢慢地向小区门口走去。但陈星没有叫她，他默默地跟在后面——就像大学时，他跟踪着她一样。

张红旗没有坐车，步行走过了几条街，来到一家电影院门口。那是个新开的影城，装修很豪华，正在上映一部美国大片。

陈星远远地看着张红旗买了张票，走进放映厅。她独自一人吗？她的“男朋友”没陪她来吗？他想，那人也许在里面等她吧。按照陈星的性格，这种时候一定会低头走开的，但今天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和张红旗重逢。

他等她——或者他们——看完电影出来。但就这么过去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电影散场了，蜂拥而出的人群里却没有张红旗。于是，他又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还是不见踪影。此后，第三次循环播放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观众正在检票。这时天已经黑了。

是她已经走了吗？不会呀，这种电影院的厅小，只有几十个座，出出进进的人群，他都仔细盯了一遍。那么她还在里面吗？有谁会一连看三遍电影呢？

但张红旗真的看了三遍电影。

这些天，她都是失魂落魄的。今天本想出来随便走走，但鬼使神差地就进了这家电影院，还买了张票。屏幕上演的是什么，她根本看不到眼睛里去，隆隆的印象，也没法让她分神。她只是在发呆。

过了一会儿，电影演完了，身边的人纷纷起身，留下一地吃剩下的爆米花盒子。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想离开。她想在黑黑的地方多呆会儿。她还觉得在一片喧闹声中，更适合把自己藏起来。

于是，当收拾地面的服务员进来问她为什么不走时，她说：“我还想再看一遍——你能帮我卖票吗？”

服务员诧异地看了看她：“不用买票。你想坐多久都行。”

他又问：“要不要爆米花？”

为了表示感谢，张红旗买了两大桶。

就这么昏昏沉沉的，电影放了第二遍、第三遍。她仍然什么也没看懂，就连男主角的长相都记不清楚。她想：这是怎么了？已经出国又回国，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在为某个人而难过吗？

这么一想，张红旗吮泣着，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也就是在这时，陈星从台阶的高处慢慢走了下来。他找到张红旗，借着银幕的光看到了她满脸的泪水，便伸出手去，把她拉起来。

他像牵着一个盲人似的，把她拉出了电影院。

整整一个晚上，陈星就那么拉着张红旗，在灯光璀璨的北京走路。他们谁也不说话，如同一对牵线木偶。

夜很深了，他才把她带到酒吧。客人都已经走了，小北也回家睡觉去了，只剩下几个服务员正懒洋洋地收拾店面。陈星拽着张红旗，径直穿过大厅，进了他和小北专用的休息室。

在这个封闭的小空间里，他们仍旧一言不发，紧紧地抱在一起。抱了很久以后，他们才想起接吻。虽然昨天一夜没睡，今天一整天没吃东西，但陈星依然精力旺盛。有团烈火在他身体里面燃烧。从张红旗的嘴唇上离开，他像确认似地看着她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这么多年来一直隐秘地看着他，让他变成了今天的他。

现在，这眼睛正在鼓励着他勇往直前。

第二天早上，他和张红旗走出休息室，正好遇到了小北。小北看到张红旗，像见了鬼一样大喊大叫了起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又偷偷问陈星：“她把你的阳萎治好了吗？”

而这个时候，张红旗才略微恢复了一点神志。昨天，她太百感交集了。

“你——还好吗？”她没话找话地问小北。

“还好还好。”小北笑嘻嘻地说，“你好他就好，他好我就好。”

说着，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大眼妹妹也上班去了，你们到我那儿接着聊——怎么如火如荼都无所谓，别真把屋子点了就行。”

小北和大眼妹妹现在搬到了望京附近的一套新公寓里，面积比原来的大了不少。小区里住着许多韩国人，那些家伙喜欢冬天穿着拖鞋，骑踏板摩托车。来到北京后，他们总算能敞开了吃五花肉了，因此一个个都肥肥的。

在小北的家里，张红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饭。眼下的状况像是梦境，好像只有让自己忙起来，才能获得一些真实感。她让陈星坐在皮沙发上喝啤酒，自己到楼下超市去买了排骨、牛肉和青菜。她在厨房里洗洗涮涮，锅和碗碰得叮当响，清晰地传进陈星的耳朵。

她一共做了三个菜：红烧排骨、西式牛肉和炝炒油麦菜。虽然在美国时，她就学会了做饭，但此刻还是惊讶于自己的手艺：每个菜都油汪汪的，很有一股富足的小家小户的味道。而且分量都异常的大，够吃好几天的了。这也是在美国养成的习惯。

然后两个人就坐在松木餐桌旁，吃。他们仍然没怎么说话，交流仅限于“咸不咸”、“是不是有点儿老了”。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避而不谈的约定——不说过去，也不说以后。不说他的经历，也不说她的记忆。眼前有的只是他们的现在。

张红旗终于捂住脸，哭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