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自然地忆起旧来：从板儿面到板儿带，从卡西欧手表到耐克鞋；谁谁牛逼吹大了97年就说看过《魔鬼终结者3》，谁谁出校门让痞子堵系了死扣儿的球鞋都跑掉一只。他们回忆得如此投入，甚至为“班上某个漂亮姑娘究竟对谁飞过媚眼”这个问题吵了起来。

咋呼一通之后，俩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进而有些吃惊：他们才多大啊，就这么热衷于怀旧了。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入夜起身时都眼泪汪汪的。送走小北后，陈星没有回家，他慢慢向张红旗家走去。

这时她的窗子应该亮着灯吧。这城市里有万家灯火，但却只有一盏能穿透他的身体，照得他的心脏熠熠生光。陈星胸中涌动着波澜，走向张红旗的家。

但到了楼下，他看到她的窗子黑着。也许她已经睡了。陈星惨淡地笑了笑，刚要离开，却见一辆本田思域轿车开过来，慢慢停下。车上下来一个人，正是张红旗。

几年没见，她的身形还是没变样，仍然扎着马尾辫，只是衣着不那么像学生了。她穿了件格子风衣，还扎了条白丝巾。

声音从陈星的嗓子眼里往上涌，他马上就要叫出声来了。但随即，透过本田车的侧窗，他看到司机是个年轻男子。他想起陈木说过，张红旗和她的男朋友“关系很好。”

那男子又说了句什么，张红旗便又上了车。他们关上车门，谈起话来。

陈星抽了抽鼻子，走开了。

低头走开时，他都不敢去看张红旗的脸，只是在余光里感到她的脸色仍然略显苍白。走出一公里左右的距离，他忽然哽咽了一声，就再也忍不住了。这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低声哭泣。

张红旗是在2006年初回的国。此前，她从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毕业，又到华尔街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实习了一年。

华尔街的工作是枯燥无聊的。作为一只菜鸟，她每天要整理以公分记的报表，并奔跑着送到各个办公桌上。那些大冬天也只穿一件西服和衬衫的金融界人士则更加忙碌不堪，他们张口闭口都是上千万美元的涨跌，每天却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吃一个汉堡。

而真正的权势人物，此刻可能正在加州的游艇上，和什么好莱坞明星碰杯呢。

逐渐接触到这行业的实质性运作，张红旗的感觉更是触目惊心。许多无比动听的项目，就是把岌岌可危的不良资产换个形式打包，卖给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再以基金的形式发行。而最终掏钱买单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她甚至还听说，为了追求放贷的数量，美国就连没工作的人也可以贷款买房子，这期间，又会有不同性质的公司进来炒地皮。

原来自己学了这么多年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将来要投身的却是如此这般的事业。张红旗的心蒙上了厚厚一层灰色。但那些上学时抽大麻、听摇滚乐、咬牙切齿地“反抗整个体制”的美国嬉皮士们，到了岁数不也都规规矩矩地打着领带上班了吗？更何况她一个从小就被教育“适应社会”的中国人。

好在她在公司里还有朋友。那天她正在做一份报表，忽然有人在她桌上敲了敲。张红旗抬头一看，不正是那个开着破福特贯穿美国的董洋吗？

董洋是办公室里唯一没穿西服套装的人。他歪戴着一顶棒球帽，头发长得遮住眼睛。

“你怎么在这儿？”张红旗欣喜地问。

“我也在这家公司上班呀。”董洋说，“一年前就毕业了——只不过咱们一直没机会见面。我在楼上管理数据库。”

张红旗想起来，他学的是电子专业。管数据库的技术人员可以不穿西服，反正也不需要见什么客户。

两个人迅速熟起来——不只是因为过去的关系。在这种白种人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中国人都会非常要好。很自然地，每天中午喝咖啡的时候，他们都会到楼梯的拐角聊一聊，下班也会一块儿走。有时张红旗加班到很晚，董洋还会专门等她，把她送到家门口。

张红旗觉得董洋这人也变了。在过去的印象里，他是个非常开朗的人，碰到陌生人也能开玩笑。而现在，他仍然很健谈，但话里话外总透着一股子“什么都没劲”的颓废感。

一定是那件事的作用吧。关于米茜，两个人都下意识地回避不谈。

张红旗只是问董洋：“你还吹笛子吗？”

“吹。”董洋说，“上班还吹呢，反正机房也没人管。”

有了董洋做伴，张红旗觉得日子好混多了。碰到心情格外低落的时候，她也会找董洋去诉苦。她直截了当地提出：“给你五分钟讲一笑话，我要不笑晚上请我吃饭。”

但只有一件事，张红旗没对董洋说过，那就是给陈星写信。即使这么忙，她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这时，“陈星”这个人的存在，对于她来说真是太微妙了，他不是恋人，不是亲人，甚至也已经不是“她喜欢的那个男孩”了。他只是她心里的一块自由区域，一个可以完全为之开放的空间。与其说她是在向陈星开放，不如说是向她自己开放。

而因为所有的信都没有回音，张红旗已经断定，陈星一定没有收到它们。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对他诉说吧。

“即使有人对我好了，我仍然没法不给你写信。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无可替代的。”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张红旗这样写。

突然决定回国，其实是董洋的提议。那天，张红旗正在上班，董洋却在办公室外叫她。上班时间闲聊在这里是不允许的，张红旗猜想他一定有要紧事。她假装上洗手间，走了出去。

果然，董洋神情郑重地说：“你听说中国分公司的消息了么？”

“什么？”张红旗说。

董洋说：“我们已经传达了。公司准备扩展北京分部的业务，第一步就是建立更大的数据库，从我们那里抽调了一批人。如果干得好，将来可能就要长期留在北京了。再下一步，肯定就要派驻你们这样的审计人员——”

“你想回国？”

董洋说：“我已经提出申请了。在这儿呆着实在没意思——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

张红旗回头看了看窗外。她现在已经拿到了比较长的工作签证，假如再呆一段时间，绿卡是不成问题的。但就像董洋说的，留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呢？她从来没觉得纽约有什么魅力。

于是张红旗说：“我也回去好了。我家还在北京呢。”

一个月后，他们一起上了飞机。又过了一个月，他们一起跳槽到了另一家外企。这次仍然是董洋的提议，其实他早已私下和新公司联系了。原来公司的北京扩展计划，早已被竞争对手料中了，而挖墙脚自然是最直接的竞争手段。

对于张红旗，在哪家公司上班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恢宏壮丽的蝇营狗苟。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又回到北京了。

飞机刚着落的时候，她就想：陈星现在也在北京吧？她是否和他呼吸着同一个城市的空气呢？

但自从重新上班以后，她没有想过去找他。她有些害怕。恰恰是因为常年写信的习惯，让她不敢面对他的真人了。她甚至不敢去弄清楚，他为什么没有收到那封信。

和董洋的关系倒是越来越近了。她经常回了家，还和他打一个电话，说是谈谈明天的工作，其实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打发睡前的时光。她母亲欣慰地说：

“你在美国真是学有所成呀——会煲电话粥了。”

张红旗也知道，董洋和她之间一定会发生什么。他们有共同的工作、同进同退的利益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伤心的故事——米茜的死仿佛给他们的交往打了一层底色。

张红旗甚至等待着那一刻到来。它果然来了。就在一天晚上，董洋用免税购买的本田车把她送回家。她刚要上楼，董洋忽然从车窗里叫了一声：

“张红旗。”

张红旗回过头，见到董洋的眼睛亮闪闪地盯着他。他有话要说。

于是，她重新坐进车去，低下头，等董洋开口。

董洋迟疑了一下，柔声说：“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又都二十多岁了……”

张红旗有点害羞地扭过头，看着窗外。董洋则在对着她的马尾辫表白了：“我们又都一个人……”

但他没发现，张红旗的脸色已经变了。她看到了陈星。

陈星仿佛正在路过一样，从花坛的另一侧走开去了。虽然隔得很远，但她仍然能认出他来。过了这么多年，她也能认出他的身影来。

看着陈星远去的背影，张红旗悲伤打断了董洋：“我还没做好准备。”

她就这么拒绝了他。

200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以意大利国家队第四次夺冠告终。那几天，北京人民都在热议意大利队后卫马特拉奇对法国队队长齐达内说了些什么，致使对方头击自己后被红牌罚下。

世界杯期间，酒吧的生意立竿见影地有了起色。每天夜里球赛结束，都有无数醉醺醺的男人从这里出去，酒后驾车回家补觉。但球赛刚一结束，酒吧立刻又空了下来。

这段时间，小北对古力的意见也越来越大。这人就跟店不是他开的似的——对一切事物不闻不问，白天更是根本不露面，只有晚上才会偶尔出现，来了就自己占据一个包间，让服务员送瓶洋酒进去，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

经常有同样行踪诡异的人来店里找他。有些家伙来熟了，连招呼也不打，径直就钻进了古力的包间。这情形更让小北担心，他对陈星说：“我怎么老觉得这孙子在算计咱们呢——他会不会又看上了别的什么门脸，或者找上了新的合伙人？要是那样，倒时候他要突然撤股走人，咱们可就傻眼了。”

“不会吧。”陈星说，“咱们给他的分成够多的了。名义上你是老板，实际不还是给他打工么？这么好的事儿到哪儿找去？”

小北愤愤地说：“早知道丫这操性，就不该跟丫共事儿，现在倒好，咱们跟这儿苦哈哈地撑着，跟大傻逼似的，挣得还不如开网店的时候多呢。还有张红兵，怎么他也消极怠工了？咱们就是给他姐面子也不能这么纵着他吧？”

陈星脸一红，说：“我跟他谈谈。”

小北又说：“顺便问问他，古力到底憋什么坏呢？我看有时候这孩子也进去跟他们鬼混。”

陈星把张红兵单独叫出来，问他：“你成天干嘛呢？店里的事儿也不帮忙？”

“生意不是不好么，”张红兵坦荡地说，“我在这儿耗着干嘛，还不如到外面晃悠呢。”

“生意不好也没短了你的工资，该上班还是得上班。”陈星无可奈何地说，“还有，据你观察，古力——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

“不会。”张红兵赶紧说，“他倒是看开了，老跟我说生意的事儿他不想管了，放手让你们干他吃现成的就行。”

张红兵敷衍几句，急匆匆又要走。陈星忽然问他：“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张红兵低了下头：“我姐都回来了，估计他们早把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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