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你妈的吧，”血流满面的小北回头就骂，“第三者早他妈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同性恋。”

好在救护车来得及时，陈木被抬进病房的时候还能挣扎呢：“让我死去让我死去！”

“幸好没割着动脉，”医生职业性地检查了一下伤口说，“现在的小姑娘都够烈的，随身带刀片儿逮哪儿死哪儿，这礼拜割腕的我们这儿来仨了。”

在抢救室外等着的时候，小北才把事情的原委说清了。陈木对小北坦陈了那段往事后，本来是打算到王明明那里去的。在她的心里，多少有点儿把小北当作“投名状”的意思：你看，我已经和“男的”分了，你能说我不是真心的吗？可她的这种赌气，在王明明看来却是幼稚的。陈木这年岁，考虑起爱情，还只有爱情，不管对方是男是女。而王明明却并非如此。她正面临着毕业分配的当口，对于一个打算进入学术机构的未来女教师来说，是绝不能闹出这种丑闻的。

再离经叛道的爱情也不如前程重要。可以说，如今不坚定的其实是王明明。她铁了心闭了眼地拒绝陈木，一次又一次。不管陈木说什么哭多久，王明明只有一句话：

“我对不起你。”

更让陈木伤心的是，她居然思念起小北来。不知是第几次到王明明那里哭诉哀求，无果而归了，她独自在林荫道上走着，不停地踢脚下的树叶。踢着踢着，蹲下来哭了。她想：如果小北在她身边多好啊。如果小北能玩世不恭地对她说点儿“牝鸡司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云云，多好啊。

陈木昏昏沉沉的，在街上晃荡了半日，到了晚上，就不自觉地向小北的地下室走去。走到门口，她思想斗争了一下：毫无疑问，小北是肯定会记仇的，指不定他会怎么冷嘲热讽呢；也许一气之下，他还会赶她走。但陈木决定，如果他讥笑她，她就忍了，如果他赶她走，她就求他。她受不了孤零零的日子，每一秒都是煎熬。另外，她相信小北是会接纳她的，因为他们年纪相仿，还都在心软的年纪。而到王明明那岁数，心就硬了，结壳了。

可是地下室没人。小北去哪儿了呢？扑了空的陈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怕寂寞。于是她往人多的地方走去。在夜晚的商场、咖啡馆，她不买不看不吃不喝，只是往人堆里扎。有一次，看见一辆装得满满的末班车，她都冲动着要挤上去。和她有相似行动的，大概只有急于捞一票的扒手。

她像个疯婆子一样，在夜晚的北京游逛。街头有无数的红男绿女，但无论对男对女而言，她都是陌生人。有几个晚上，她干脆就没有回宿舍去。反正回去也睡不着，反正同宿舍的人也早把她当个怪物看了。她也不愿去找张红旗，张红旗正幸福着呢。她没力气去羡慕张红旗有条不紊、细水长流的满足。她或者在夜场电影远里窝着，或者在某个小酒吧里喝两杯，趴着就睡着了。每逢此时，都有用心不良的人来滋扰她——脸上挂着特关切的表情。

“少他妈来这套！”陈木说，“我不需要男的。”

恰恰因为这份孤单，陈木更想小北了。或者说，过去她没有放开心去爱小北，现在却像闸门打开，巨大的势能驱动流水，不可阻挡地向小北那里涌去。可小北却不见了。在陈木的潜意识里，不知怎么就有了个念头：这世上的人都会嫌弃她，只有小北不会。可小北却不见了。当初她妄想用小北代替王明明，现在却无法用王明明代替小北了；那两个人，到底谁代替了谁，她也想不清楚了。可小北却不见了。

终于，陈木在街头看见了小北。那是在新开张的一家西餐馆门口，她饥肠辘辘地走过，向窗子里一瞥，正看到小北夹着一只烟，似笑非笑地说着什么呢。他对面的人是谁呢？被大理石面的柱子挡住了，看不清。陈木便半弯下腰，像只猫似地挪动脚步，调整视线——既想发现小北对面的人，又怕被小北发现。柱子慢慢移过去，后面的那张脸一寸一寸地现出来。

其实不用看也能知道，那肯定是个女的。

于是就有了割腕的那一幕。其实小北会去找别的女青年，这陈木也不是没想到。但她自信，他只会像伤心的孩子破坏玩具那样对待她们。可没想到，小北面对西餐馆里那个大眼睛女孩的时候，神情竟然那么投入，嘴角的笑里都透着迷醉。更可怕的是，他们像已经熟识了多少年似的，两个人的气场中全没一点隔阂。陈木是个敏感的人，她感觉得到这一点。

就连小北都会变得那么快，这世上还有什么可值得相信的东西？陈木的脑袋像泥石流一样崩塌了。她可是把小北当作最后的依托了啊。在陈木看来，小北不仅抛弃了她，更辜负了她的信任。后一点是更让她伤心的。陈木倒把她对小北的伤全忘了，认定了自己才是最可怜的受害者。

于是，决定去找小北“谈谈”之前，她已经买好了刀片。她想：我恳求他三遍，如果他不回心转意的话，那就死在他面前好了。反正在她迷信的“爱情”里，死不是最美的表现手法吗？让他目睹一次死，这是报答，也是惩罚，这是抒情，也是明志。

可现在，陈木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那些激荡的感情早已随着血流光了，剩下的只有伤心。就像咖啡壶里的渣滓，味道全没了，只可以碾烟头。有些女人，就有本事把自己折腾到只剩渣滓，一次折腾得不够，她还会再来第二次，直到变成真的渣滓——所谓心如死灰。

而这时，小北悄无声息地进来了。他在陈木身旁坐下，头顶着床帮，哭了。小北的眼泪一滴两滴，无声地掉到地上，在干净的瓷砖上炸开，复又凝结成一片。生长了二十多年，小北在别人眼里还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个脑袋里堆满荒唐想法的混蛋，但小北也有他的多愁善感和柔情似水。在别人面前隐藏得非常好，在陈木那里就露出来了。

“小北。”陈木嘴唇干裂地小声叫他。

“干什么？”小北委屈似地应一声。

“你还喜欢我吗？”

“不知道。”

“喜欢她吗？”

“不知道。”

小北什么都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自己后面的麻烦会有多大。陈木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像没事人一样出了院。这时小北还不放心，送她回宿舍，帮她收拾床铺，还陪她到食堂吃饭。

“你应该多吃点儿猪肝，”小北说，“那东西补血。”

“有什么的呀。”陈木大大咧咧地甩着手腕说，“无非相当于多月了两次经。”

“你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值得称道。”

于是，小北就放心地回大眼妹妹那儿去了。在他看来，陈木和大眼妹妹各有各的好，都让他喜欢，但和陈木在一起，无疑会“累”得多。大眼妹妹不会随时摆脸色给他看，不会为了一点儿屁大的事儿跟他争论得声嘶力竭，更不会话不投机，拔腿就跑。大眼妹妹现在成熟了，也自立自强了，在她面前，小北就像一个孩子。而他是乐于当孩子的。

和陈木分手的时候，他还装模作样地说：“不管你的下一个是男是女，都祝你幸福。”

“我正考虑找一二尾子呢。”陈木混不吝地说。

可没过几天，陈木又找他来了。那又是一个夜里，小北被手机的响声叫醒，他烦躁地说：“谁呀？”

而电话那头没有说话，只有抽泣。小北立刻猜到了。他瞥瞥身旁的大眼妹妹，小声说：“你有事儿么？”

“小北，陪我聊聊。”陈木说，“我心里难受。”

“哦，那你说吧。”小北拿着电话进了洗手间，“我裸体听着。”

“我要你跟我说话。”

“我跟你说？说什么呀？”

“说什么都行。我就是心里难受。”

“你这种需求，我建议打声讯台，午夜寂寞热线之类的。”小北无奈地应付她，“我其实是一不善言辞的人。”

而那边，陈木却勃然大怒了：“你陪不陪我说话？”

“我不是不想陪你是不能陪你，这儿还有——”小北想说“这儿还有更需要我的同志”，但临到嘴边打住了。

陈木便发泄地大骂起来。她说小北是一个混蛋，流氓，见色忘义见利忘色，她说小北欺骗了她，玩弄了她，搞完她就不理她啦。她还说：“你他妈的现在过得还像个男人吗？吃女人的喝女人的，你他妈就是一个小白脸。”

“小白脸前面加个定语——我是个性取向很正常的小白脸。”小北也生气了。明明是她先找女人搞了一腿，怎么现在说起来倒像自己辜负了她了？这他妈的也太能信口雌黄了吧。小北还嫌不解气，也对电话吼了起来：

“你他妈的要是抽疯，就到安定医院门口抽去！”

“我是抽疯，”陈木哭着说，“我还不想活了呢！”

小北气狠狠地说：“那你就接着死去——把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这是你说的。”陈木的口气却忽然冷却了下来，“那我就听你的。”

电话里嘈杂了一下，再听到陈木的声音，她倒在哈哈大笑了：“这下你得逞了，我马上就要死了。”

“你吓唬谁呀？”小北心虚了，但仍嘴硬，“你到不如说，你已经死了，是个鬼给我打电话，这还更可怕点儿。”

“你不信？”陈木还在笑，听起来却阴恻恻的了，她冲旁边喊了一句：“你们说说，我是不是要死啦？”

电话里响起一片惊愕的大叫，其间还有杯盘落地的声音。没过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了：“你们是不是有病呀？”

“她——怎么了？”小北问。

“你说怎么啦？她在我店里割腕啦！”

“真割啦！”

“***我犯得着骗你吗？”那男人怒吼道。

“您那儿是哪儿啊？”

对方说了一个咖啡馆的名字：“我现在给医院打电话，今儿他妈算我倒霉了，下次要死找没人地儿死去——咱们得有公德吧？”

等到小北赶到医院，陈木已经在急救室里躺着了。她的样子还和上次一样：脸色苍白，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手上缠着大块纱布。看到小北，她却笑了。

“你还是舍不下我。”陈木胜利地说。

“跟感情没关系。”小北疲倦地揉了揉眼睛，帮她盖好被子，“大小也是个性命。”

这样的情况后来还发生过多少回，小北几乎数不清楚了。每次出院，陈木都阳光灿烂的，逮谁跟谁没心没肺地傻笑，但没过几天，她的心情就不好了，然后去喝酒，然后便给小北打电话，或者给王明明打电话。她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们两个：

“你他妈的为什么不要我？”

而不管小北或王明明是劝导，是忏悔，是虚与委蛇，结局都只有一个：陈木手起刀落，照着自己的手腕就是一家伙。小北都不敢接电话了，直到几年后，他的手机还永远是振动的，因为他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只要听到电话铃声，就仿佛看到了陈木血溅五步的壮烈场面。幸好陈木的每次割腕都是即兴发挥，没有精心策划周密准备，所以也只限于在视觉效果上吓吓人，并没有真的危及到生命——当然，也没人怀疑她在装样子。而到医院给陈木善后的次数太多了，医生都认识小北了：“你能不能负点儿责任？”

“又麻烦您了，”小北说，“要不您给她手腕上装一拉索得了，你和她都省事儿。”

“你怎么就不安慰安慰她呢？非得看着她死吗？”作为朋友，张红旗也指责过小北。

“别说安慰了，慰安都行——根本就不是轻易能解决的事儿！”小北痛苦地说，“她非要我跟她在一块儿，可她是一个割腕割上瘾的人，你说说，你敢跟她过日子吗？”

痛苦之余，小北却忽然神经质地笑了：“给你们玩儿个智力游戏——陈木现在这状态，打中央电视台某栏目名称。”

“什么呀？”

“每周一割。”

陈木的每周一割，割过了共和国五十华诞，割过了千禧年，并且看样子会在新世纪里持续不断地割下去。这期间她办了休学，被家里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两个月，但出来之后还在割。医生的诊断是，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狗屁，我一点儿也不抑郁。”陈木说，“你们不知道，割腕的感觉挺爽的。”

和小北分开后，她又找过一个男朋友，但没谈几天又掰了。和那家伙吵完架，她固然还是要轻车熟路地割一割。小北的继任者是个聪明透顶的金融专业高材生，他立刻判断出了陈木是个“套儿”——类似于坏账太多的上市公司——专门捕获心慈手软的痴情种，与其相互绞杀，同归于尽。要想从这“套儿”里全身而退，那必须得足够混蛋才行。

于是，在陈木的又一次割腕后，这家伙没有往医院赶，而是找到了小北的电话。

“喂，您是陈木的前男友吗？”他彬彬有礼地问小北。

“你是现男友？”小北讥讽着，故意作出同情的口吻说。

“不不，”对方回答，“从此时此刻起，我也是‘前’字辈儿的啦。”

“那你找我干嘛？”小北说，“想交流交流经验？”

“没那个必要，纯粹就是对先行者表达一下敬意。”那家伙顿了顿说，“顺便通知您一声，这姑娘现在又在医院里躺着呢。”

小北立刻大喊大叫起来：“这明明已经是你的责任了——”

“我本来是想去的，但再一考虑，还是您更有经验。”那家伙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就不越俎代庖啦。”

小北只好叫上陈星，再次往医院赶。在路上，他这么评价陈木的下一位男朋友：“这孙子是个能干大事儿的人。”

在如此高频率的割腕运动中，陈木却还能保持存活，并精力勃勃地继续割下去，这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一个奇迹。假如吉尼斯世界纪录里有割腕这个项目，陈木绝对能够标榜史册。当然，饶是以命相搏，重复上演无数遍也会令人倦怠。现在小北再往医院跑，已经没有一点儿心理波动了。无论在饭桌上、在球场上、在床上接到割腕热线，他都只是“哦哦”两声，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对大眼妹妹交待一句：

“我前女友又自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