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熟练地给自己倒了酒吧里“double”的量，一口气喝干了，又问张红旗：“你觉得洋酒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和中国酒比。”

“我在国内也不怎么喝酒的。”

“我告诉你，”那姑娘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说，“洋酒太清洌，不管度数多高，都是一股子水味儿。咱们中国的酒呢，看着是透明的，实际里面什么味道都有，岁数小的人喝起来太沉重。”

“所以你喜欢喝洋酒？”张红旗问。

那姑娘笑了：“那是。”

她又指指张红旗的杯子：“你的还没喝呢。”

张红旗便琢磨着那姑娘的话，一口气把自己杯中的花雕喝下去。果然好像是什么味道都有。但刚一放下酒杯，张红旗的脑袋就腾地热了，眼睛竟有些昏花。她毕竟是经不住什么酒的。

然而借着酒劲儿，两个女孩仿佛一瞬间就熟了。她们再举起杯子的时候，还互相看着对方红扑扑的脸，当地碰一下。自然，张红旗是不敢领教威士忌的，光是剩下的半瓶花雕，已经让她觉得飘起来了。

这样对饮着，竟然感觉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

等到花雕和威士忌都只剩下根儿了，两个人再也坐不住，哎哟叫了一声，都瘫倒在沙发里。那姑娘歪着头，醉眼迷离的，忽然咯咯地笑起来。张红旗像被她触动了哪根筋，也笑起来。她们一边笑，一边拍巴掌，天真烂漫得像两个幼儿园小朋友。

那姑娘忽然搂着张红旗的脖子说：“你来美国多久了？”

张红旗想了想：“快两年了。”

“还有几年毕业？”

“一年多吧，顺利的话。可能还要实习几个月再回国。”

“你愿意回——中国去？”

“来的时候也没打算留下，无非是念个书。”

“你真好呀。”那姑娘用羡慕的口气说，“还可以回去。”

张红旗本想说：“好什么，你在这里都有房子和跑车了，根本不屑于回去的。”但她想了想，还是没说出口。

谁想那姑娘却猛地扭过头，肩膀一耸，像要哭了。张红旗赶紧推推她的肩膀：“你想家了？”

“家有什么好想的。”那姑娘埋着脸，声音都是哽咽的。

“大过节的哭什么？”张红旗强笑着劝她。

那姑娘摇摇头，一副“我的事情你别问”的姿态。两个人也不再说话，刚熟络起来的气氛，无端便冷了下去。再呆了一会儿，张红旗也觉得无趣，便起身告辞。

那姑娘一句留也不说，站起来送张红旗出门。此时的她，恢复了对一切都抱有戒心的神情。

楼下那位芳邻的举动，更坚定了张红旗对她的猜测：那样的人，这两年是越来越多了吧。

张红旗又想：就算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各人有各人的日子。如果抱定了这样的心思，世上的所有人就都是平行线了。

然而一想到平行线，她便又想到了陈星。自己不停地写信，说明她想向他靠拢，但这种努力却如此徒劳。她的心里有了一种绞在一起的痛。

这世上悲伤的人固然很多，而不久以后张红旗发现，悲伤的人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春节之后的两个月，她又见过楼下的姑娘几次。每次都是张红旗先点点头，问声好，那姑娘也不应声，只是微微颔首，便迅速走过。过年时喝酒吮泣的场面，好像被两个人故意忘了。

那姑娘穿得照常光鲜，手上的名牌皮包也总是新的。但她的脸色却仿佛一天比一天憔悴了。有一天，张红旗从侧面瞥去，发现她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记得刚见时，还是有点儿“婴儿肥”的小肉脸呢。

按理说，她也应该搬到长岛的豪宅里去了吧，怎么还在这儿窝着呢？明知揣测别人的事儿没意义，张红旗还是不禁这样想。

过了些天，她却又碰上了一件颇为奇妙的事。那天她上完课，刚从教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时，忽然听到了笛子的声音。张红旗的耳朵一下子敏感起来：那不是学校管弦乐团的长笛，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笛子。要说，纽约的中国人非常多，连民乐团都有，在这儿听到中国笛子也没什么奇怪的，但张红旗却觉得那笛声格外耳熟。

她随即反应过来，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吹笛人演奏的曲子：《扬鞭催马运粮忙》。以前在北大的湖边散步时，总听到这支曲子。一不留神，往事又一幕幕浮上来。她想起刚入校时，和陈木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那个夜晚。那天她晕头转向地走到湖边，还有一个男生问她：“同学，你是不是要跳湖呀？”

张红旗不禁寻着笛声，走过草坪，又穿过了几棵百年老树结成的树阴。在校园的干道一侧，停着一辆非常旧的“福特”牌敞篷车。吹笛子人坐在路旁，仍在专心致志地演奏。

张红旗记得，北大吹笛子的男生脸有些瘦，尖下巴，带着一副眼镜。而眼前的这人就是这副模样。她有些兴奋，但又踌躇着，不知该不该和对方打招呼。

而那吹笛人看见张红旗，果然挺下来问：“同学，你过去是北大的吗？”

张红旗高兴地说：“你还真是那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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