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要出版一本有关“票证”的书，来电话约我写点文字。我认为这个创意很好，我在前年出版的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中国》里，就专辟一章谈曾在中国风行了20多年的“票证”，题曰“数字化生存”。这并非怀旧，那种“旧”不堪回首，决不会有人再怀恋它，但对今天的年轻人，却非常有必要让他们了解那段历史。现在走进大大小小的超市或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以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在他们生下来以前，商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我毫无责备他们无知的意思。我只是有点担心，因为中国的短缺经济才刚刚过去，买方市场刚刚形成，离“发达”的距离还很遥远；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仍然很脆弱，由于观念、体制、人口种种原因，搞不好，繁荣经济转眼又有可能变成短缺经济。如果不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那种日子说不定还会重演。倘若果真历史出现反复，现在的年轻人到了一把年纪，又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向他们的儿孙回忆过去（即今天的“未来”）那段痛苦时光了。以防万一，未雨绸缪，让今天的年轻人先学会怎样将分配给自己的极其有限的各种“票证”运用得当，使自己及家人能苟延残喘，何尝不是这本书做的好事呢？

这话听起来有点残酷，可是漠视历史就像漠视生态环境一样：大自然会报复人，历史也会报复人的。

说到各种具体的票证，因为我在《中国》的“数字化生存”一章里有较详细地举证，在此已没有更多的话。我只想发表一点小小的看法。实际上，这本再现“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中各种票证的书，仍是以城市市民与小城镇居民的角度来陈述的。我们不应忘记，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八亿农民，还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全部票证中的大多数种票证。政府发放的从粮、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燃料、家具自行车（工业券）直到香烟、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资的票证，一是大中小城市有差别，二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有差别，最末一等总是农民！中国农民一直承受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下的全部痛苦，直到实行“联产承包制”。一个据说是在“英明领袖”领导下的充满阳光的幸福平等的国度，人民普遍生活在按严格等级进行分配的票证的浓重阴影里，以致不仅是一般人，即使经济学家也把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票证成了一个公式。这段历史将永远让后人难以理解，甚至可说给全人类提供了永远研究不尽的课题。

票证统治的年月，我正生活在与农村近似的农场，今天被发掘出来作为收藏品的绝大多数票证，那时我从没见过。在农民与农工眼里，重要的不是票证，而是“领导”的分配。在当时的分配制度中，非城镇居民（农民与农工）是以村、生产队、大队、公社或连、排、班、小组为单位的。这里，个人消失了，完全融入以聚居点为整体的单位中。政府分配生活必需品就按人口多寡以大大小小的农业单位为发放对象，各单位再对每个家庭进行再分配，在非城镇“领导”手上，对下面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有一本花名册就够了，政府也能节省下大量印票证的纸张。可以想象，在分配过程中，一个芝麻绿豆大的“领导”会成为怎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土皇帝。人们常指责今天官员的腐败现象，但这代官员比起当日中国各级干部的腐败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票证，是当时中国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腐败的最主要的催化剂之一，是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一种箝制手段，除“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十年“浩劫”，这种生活资料的分配制度又是一种强加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经常性磨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曾演出过的许许多多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悲惨事件，都与票证分配有关。

国难深重，那么中国的良心、中国脊梁——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那时，农场每个月才分配给农工每人1市两食油（16市两为1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能在60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我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不但每天、甚至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我的发明迅速在农场推广，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知识产权一说。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用在这种事上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智力整体水平直到今天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国民智力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载《票证旧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老照片”

一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12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族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作砖盖房子，那土坯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捣进模子了。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水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作“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

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

二

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作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一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作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查的。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展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于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县衙门。近90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得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到了“武汉第x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80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萋迷。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作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新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90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其它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生命流传了下来。

是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顽强的呢？

三

应该感谢富道仁弟，事后他写了篇短文记述陪我“寻根”的经过，登在《武汉晚报》上。不久，就接到湖北黄石我本家兄弟子侄的来信，不是我去“寻根”而是“根”寻到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祖籍安徽省盱眙县，生于南京，说我是江苏南京人也可。因1958年盱眙县划归了江苏省，所以至今我在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下都填写的是江苏。我记得很清楚，被毁掉的家庭照里，分明有几张我母亲和奶妈在日寇入侵南京前，携我逃到盱眙县老家拍的照片。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其他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大大小小总在十位以上，衣着整齐光鲜，不像是落难的人，背景是一座小山头，大概那小山是盱眙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吧，而且，照片还是自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么说，盱眙县老家的人光景还过得去，我家在盱眙大概还算“殷实人家”，所以我一直对盱眙县的印象很深。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着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这图书馆囊括了。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词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前右年长者。但词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词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5年去世，享年94岁。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80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四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到底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坚持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家乡。

葬在盱眙县古桑乡的高祖，即曾祖的父亲，也被清朝诰封为“武德骑尉”。祖茔好像在一块较高的开阔地上，周围的景物看不太清楚，似乎是农田又仿佛是零散的村落建筑，但地势高而平坦。顺便说一句，与高祖合葬于盱眙县的高祖母与曾祖合葬于黄石的曾祖母都是“皇清诰封恭人”。

接到两地寄来的祖茔照片，不胜唏嘘。难得的是经历了一系列动乱，更为“辟山造田”、“学大寨”等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两处祖茔居然能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让我顶礼浩叹“祖宗有灵”了。

1995年在北京参加“两会”，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在安徽天长市挂职当副市长的陈源斌，即著名《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作者。他是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承他关心，他知道我祖父是民初的天长县县长后，回到安徽他很快给我寄来我祖父任职时所建的图书馆的照片。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却很考究，门上的匾额至今仍然悬挂着我祖父所题的隶书，简捷明了三个字——“图书馆”，前面没有标地名。照片上还有两个读者坐在树阴下读书。来信说，这座图书馆现在仍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