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文艺评论来讲，对别的作家的批评我不太了解，也不关心，对我的批判，有时我还读一读。一篇批判我的《我的菩提树》的文章中，立论的根据竟是说，在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毛主席和党的关怀，中国并没有饿死人的现象，《我的菩提树》完全是对党的恶毒攻击。读了这篇文章，我头皮发麻，不知所措，因为我搞不清是将这位老先生归为“左”好呢，还是归为“右”合适？可见“左”与“右”两个符号在当代已经完全失去意义。我只能说他不实事求是。我本人就是从饿死的尸体中爬出来的活死人，谁也不能比我这个饿死鬼更有资格证明“低标准瓜菜代”时期中国曾饿死过大批老百姓。

人毕竟是活生生的个人，每个在公共领域活动的“讲政治”的领导干部及中共党员，肯定会有主导的个人倾向、作风、风格及品质。毛泽东同志有许多话仍是至理名言，如“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便是一句。“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等等已经不能说明任何人的属性了，从福柯的系谱学角度说，这些词语由于时光的磨损及像妓女一般杂乱庸俗化的使用，已经与它们的祖先之间找不出一点点血缘关系。那么在今日中国，用什么概念才能将某个干部党员的个人倾向大致概括出来呢？

小平同志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时，外国记者直率地问：你自己认为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激进派”？小平同志回答，我哪派都不是，我是“实事求是派”！

是的，在今日中国，只有“实事求是派”与“非实事求是派”两种符号才能大致将干部党员的倾向标识出来。当然这也只能是基本属性，有的“实事求是派”在某个方面某件事情上还会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有的基本上不“实事求是”的干部党员在某时某刻也可能很实事求是。符号毕竟是符号，即使明码标价的商品有时也可讲价或调价的。

从理论上说，既然都是干部党员，大家应该只有统一的属性、统一的倾向，不允许再有分离性的“派”及“派”的词语存在。这当然非常正确，统一一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但遗憾的是仅为一种理想的状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则如毛泽东所说：分为“派”几乎是一个规律，“基本如此”，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二则，人民群众观察议论评价干部党员，根本不可能不叫他们使用某种符号，除非绝对禁止人民群众在口头上评议干部党员，要评议，必须全部使用组织部门的鉴定、公开发表的讣告或文件式的书面语言（即使这些官方规定的词语也是一符号），这显然办不到。在事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非常欣赏这种两分法，如果人民群众都习惯于用“实事求是派”及“非实事求是派”这种两分法来观察评价干部党员，对干部党员的倾向、属性、品格、作风不仅准确得多，并且能大大促进干部党员们的工作作风和行为的自我追求。

如福柯所说，“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人类的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实际上极大程度受着人类自身创造的语言所支配；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被语言构成的社会文化大氛围制约和激励。我曾很不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把那场酿成“武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表面看来，称为“无产阶级社会大革命”或“无产阶级思想大革命”好像更合适一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再也没有比“文化大革命”更确切的词语了。不仅是因为运动是由文化艺术部类开始发动起来的，而且自始至终这场“革命”都是语言激发与推动的社会活动。“大批判”、“破四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等等，改变了人们习惯的社会文化大氛围，制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大氛围，即如今有些学者说的新的“人文精神”，全体中国人都受新的“革命”的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所激励或恫吓，有的热情洋溢，有的索索发抖。

“文化大革命”的“话”把全中国人都“说”得动了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掉进语言的陷阱，语言使人丧失理智，语言令人疯痴癫狂，每一个完全说正常话的正常人，思想行为却近于精神病患者，“文化”最终演变成“武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永远是人类语言学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研究课题，给今后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提供了珍贵的范例。

不是思想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了思想；作为社会文化大氛围最重要的载体的语言，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举止行为、道德追求、人生目标等等。语言的威力无穷。如果“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不可避免，还不如索性公开提倡干部党员人人都争当“实事求是派”，就像过去提倡人人都争当“革命派”一样。过去人人争当“革命派”造成多么大的声势，使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天换地”、“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还记忆犹新。倘若今天中国人民群众认同了干部党员以争当“实事求是派”为荣，以是否“实事求是”来评价和衡量干部党员，这一“派”，就会派生出极大的魔力，造成与“文革”时相同的声势，而其作用却完全与破坏性的“文革”相反。

干部党员们努力“实事求是”，就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发挥出创造性的潜力，而不仅仅是从书本、文件、指示出发，这样，“多办实事少说空话”才会落到实处，从而加快中国社会大转型，较为顺利地建成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大氛围。

敢于实事求是，在某种场合甚至敢于不“讲政治”！1995年，台湾《中央日报》举办“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除台湾本地及海外作家学者，他们还分别邀请了20余位大陆学者作家，我也有幸忝列其间。大陆学者作家都是分别从各地赴台的，而且这些高修养的学者又何必有“领队”？可是我到北京，中国作协的部门负责人跟我说，这支“队”由我“领”，大家到了台北机场，几位作家学者也向我说，他们临行前有关部门也对他们打招呼，说要“听”我的，弄得我受宠若惊，我有何能何德敢“领”贾植芳、吴祖光、谢冕这样的老前辈？连沙叶新、刘登翰、谭楷我也不敢“领”，敢“领”的只有叶文玲小妹。可是我又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领导的意思也是要大家安全并把这次会开好。于是我只得当仁不让，将几位作家学者请到一起说，我们必须深刻领会江总书记要我们“讲政治”的意义，在某种场合、在某种时刻，不“讲政治”就是最好的“讲政治”，希望大家在这次研讨会上别“讲政治”，只交流学术，交流亲情，增进海峡两岸彼此的了解。结果“功德圆满”，不管谁说什么都没有争论，即使个别对大陆学术界不太了解的台湾和海外学者，也对我们一行有较好的印象。

（七）破冰船

诚然，讲究“实事求是”，也会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中描写的一样，对一个案件，目击者、妻子、强盗，甚至被害者的鬼魂也通过巫婆之口，从各自的角度陈述案发情况，各执一词，引发喋喋不休的争论。但基于“实事求是”的争论只会是形而下的争论不会是形而上学的争论；这种争论只会出现更多的“事实”陈述及引证更多的科学规律，结果会对“事”越辩越明白，越辩越清楚，使人对“事”了解得越来越全面、越接近，从而得出最符合于“是”的解决方案，做出最符合于“是”的决策。不像“文革”时那样：都从书本教条最高指示等等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真理”，弄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是非不明。意识形态成了“棍子”“辫子”“帽子”，致使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紧张，最后意识形态本身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与现实存在毫不相干，离“事”万里，意识形态也失去更新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实事求是”最终的验证决不是在书本教条上去寻找正确答案，必定要归结到“三有利”的现实效果上来，因而在语言不可避免存在“权力干涉”的情况下，从“实事求是”出发并最后归结于“实事求是”，就会形成对权力的制约，谁“一锤定音”谁就要为“事”的结果负责。不再如以往那样：谁的权力大谁就拥有意识形态的诠释权，谁的权力大谁就“真理在握”，是“真正的、纯粹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权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诠释和阐发不容事实验证也就无可验证。

只有“实事求是”是无往而不胜的破冰船。如果实事求是的结果牵涉到制度，制度是可以修改的；如果牵涉到法律，法律也是可以重新修订的；如果牵涉到科学规律，那正是一直确定不疑的科学规律获得新事实新资料从而更加丰富、更接近真理的时候；如果牵涉到我们崇奉的思想基础，那么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良好契机。在“事”的面前，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修正和改变的！

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题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特意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匹配在一起，有其深刻内涵。在开创“第二次革命”中，小平同志始终是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基本思想”来提倡的。也就是说，“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思想方法，一种个人风格，而是中国共产党崇尚的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所有干部党员共同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对每一个干部党员的个人行为都起着约束作用。

只有将“实事求是”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道德的高度，即遵循小平同志的理论将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思想”，才能在思想上统一全党，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让每一个干部党员都争当“实事求是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