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立邓小平的精神领袖地位

1994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八届第二次全国委员会如期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每届年会都和全国人大同时开会，已被通称为“两会”，最重要的事就是讨论政府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3月22日下午，在文艺界的小组讨论会上讨论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发言说：首先，我认为《报告》对去年政府工作的总结是如实可信的，对下一年的工作安排不仅在宏观上有可行性，并且具有可操作性，是一份很好的《报告》，我只对其中一句话有不同意见。

这句话是：“去年，通过放映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和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发言说：要说“效果”，那必须是可以用某种方法测定的。譬如说在古代没有科学手段的情况下，测定一种药物是不是有效，要看它对病情能否起治疗作用，病情好转就证明此药有良好效果，病情不好不坏就说明此药没有效果，病情反而加重则此药的疗效大可怀疑，恐怕还有副作用。说放映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可以从中小学生的知识面上加以检测，通过他们的作文、交谈、问答、试题成绩等等上都能测定出来：有的学生原来不知道李时珍是谁，看过电影《李时珍》后知道了他是一位明代的著名医药科学家，不仅会被他高尚的风范所感动，也会增进一份爱国主义的情怀；原来不太了解中日“甲午战争”的，看了电影《甲午风云》后不但会形象地认识这一段历史，而且会深刻体会到“落后要挨打”的道理，激荡起一份振奋民族的精神，如此等等对每个个别学生的测定，就可得出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的结论。说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何测定？是不是原来贪污受贿案每年有一万件，自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后下降到八千件？原来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递增9%，自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后激增到两个百分点？倘若这些都不能作为测定“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依据，那么又以什么来测定？说这种纪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只能是主观推测，拿不出统计学的现实根据，没有说服力。

接着，我又说，据我看，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不仅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相反，效果很不“良好”！

首先，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的同时，全国干部群众正掀起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热潮。干部群众通过学习小平同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并正准备积极贯彻到改革的行动中去。可是开展了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在大量文艺作品、展览图片、专题电视片、传记电影片、回忆与评论文章等等的影响中，在各地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上首长报告的引导下，人们开始出现这样的怀疑：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在哪里？咱们现在还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将他老人家的崇高理想继承下去不是很好吗？又何必多此一举，搞什么改革开放？毛主席是如此英明伟大，具有不可企及的高度预见性和精深智慧，他老人家的丰功伟业是后人不可比拟的，甚至在生活上都可作为简朴节约的楷模。这样，无形地在人民心目中减弱了中国共产党下代领导人的威信和威望；纪念活动冲淡了干部群众对当前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的热情。

其次，我说，我绝没有不同意纪念他老人家的意思，问题是我们纪念他老人家的时候必须给予全面科学的评价，既要使全国人民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业绩，又要使干部群众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才有利于今天党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同志已经做出了科学的结论，我们应该从这种基调出发来举行纪念活动。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各报纸杂志影视广播等媒体形成偏于一边倒的舆论导向，人民群众自始至终看不出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曾犯过严重错误，在全世界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仍在搞自己斗自己的所谓“革命”，丧失了一次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好时机，迫使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割肉剜疮的疼痛进行改革。原来还有个“三七开”的说法，如今在人民群众印象中，尤其在出生于70年代的年轻一代人眼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所做的100%全是伟大贡献。

我还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最大的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这已是人们的共识。而我认为，另有一个失误是没有突出地树立起小平同志精神领袖的形象，小平同志充其量是位“伟大的设计师”。人民群众一只眼看的是现在的“设计师”，另一只眼仍向往着过去的“导师”。

“设计师”和“导师”孰轻孰重？如果仍然将小平同志定位在“设计师”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明确的精神重心，同时不利于重建适合当代世界的中国社会文化大环境。

历史的前一页翻过去就应该让它翻过去，巴金老人一直呼吁建立一所“文革纪念馆”，不建也就不建罢了。可是今天不仅把中国当代历史的那一页只翻到中间便停住不动了，通过举办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全国性轰轰烈烈的活动，又把翻到中间的历史页面翻过来重温一遍。

重温历史也有必要，“温故而知新”嘛，可是偏颇的纪念活动却产生了某些与原来愿望相反的效果，因为那两年正是改革的“攻关”时期，社会面临一系列困难，于是人民群众中自然而然地普遍有“新”不如“故”的印象：毛主席那会儿哪有发不出工资的事？连“文化大革命”中停工停产工资都照发不误！毛主席那会儿哪听过企业“破产”一说？企业不管效益好坏国家都全包了下来！毛主席那会儿哪听过“调整”物价？物价在毛泽东时代始终是平稳的，50年代寄封信是8分邮票，70年代寄封信还是8分邮票！毛主席那会儿哪有什么“三角债”？商品物资的划拨通过国家帐面上调整便拉平了！毛主席那会儿住房全由领导分配，如今住房还要自己掏钱去租去买！毛主席那会儿哪有这么多满街手拿“大哥大”、飞扬跋扈的“大款”？一出现就“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每个人都把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不满之处与过去对比，而每个人的确又都在现实生活中有不满之处，甚至飞扬跋扈的“大款”也有牢骚：毛主席的干部作风多正派！哪听说有贪污受贿的（尽管他自己也许就是一个自愿或被迫的行贿者，并通过行贿得利）？连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经过长征的高干毛主席都下令枪毙掉了！“毛主席的干部清正廉洁，邓小平的干部贪污腐化”。在纪念活动中群众百感交集，此类议论形形色色。整个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回归热”、“怀旧热”、“毛泽东热”；样板戏又风靡全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再次登上神坛，并且更神乎其神，在中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几乎全贴着毛主席像，据说能保佑驾驶员一路平安；是邓小平才能让他们回城的“知青”，重返当年插队的“广阔天地”回忆“美好时光”，竟然觉得“青春无悔”，感谢毛主席给了他们一生中难得的锻炼机会；今天由于责任制承包制富裕起来的农民家里，堂屋的正墙上无不端端正正地高悬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农民们已经忘记了在公社大集体劳动中，一个劳动日只得8分钱甚至还要倒找钱给生产队的苦日子。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不论人们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对以往的怀念，殊途同归：总之，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候好！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得好！这种舆论导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对“第二次革命”绝对没有一点点好处！怎能谈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今天，“文革”遗物居然奇货可居，成了民间一类重要的收藏品，一枚较稀少的毛泽东像章市场价格高达万元人民币。诚然，世界各国都有收藏爱好者，任何一类历史遗物都可成为收藏品。这在那一段历史完全过去，比如“二战”，再不会复旧时，收藏“二战遗物”是绝对正常的。而在我们国家，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毛泽东时代”有继承关系，还没有将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次革命”视为具有划时代的新社会的奠基性意义，于是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这种收藏随着高涨的恋旧情绪最“热”的时候，这成了某种政治信号，难道还不应注意吗？

在讨论会上我只发表了我的观点，还没有过多地举出社会效果不良的种种实例。有政协委员赞同我的发言，也当场引起几位政协委员的不同意见。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与会的老委员中不少人和毛泽东同志有过个人接触，毛泽东他老人家的政治魅力绝对是有巨大征服力的，不然也不会发动起“文化大革命”。所幸政协会就是一个各抒己见的场所，各自说各自的意见，即使偏激或过分一些也不会被怪罪，更不会受到批判。我的这番话固然是“说了也白说”，而我已经达到了主观上“白说也要说”的目的，最后果然是“不说白不说”，谁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我还照当全国政协委员不误。

前面说过，中国人习惯的心理向往定势和思维方式是感今怀昔，留念逝去的时光。纪念活动对毛泽东时代美好辉煌一面（这一面当然是应该肯定的）的润饰渲染，至今还在人民群众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年轻一代人，并不完全清楚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全体中国人都曾在那种贫困的“数字化生存”中生活。现在，“代沟”又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我在多处讲文学的场合都接到过这样的条子：“请你谈谈新老两代人的代沟问题。”我认为现在的确存在着很深邃的代沟，首先表现在新的一代人根本不明白老一代人曾经生活过的历史状况，进而也就不能理解今天与昨天的关系，缺乏历史的延续性思考而常常陷入片面之中。在急切地希望改变自己命运及羡慕西方生活方式的同时，又梦游于过去的神话中。不少年轻人在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听人宣传过去中国绝对没有失业的人，不胜向往。连年轻人都觉得“今不如昔”，我们社会的改革和开拓方向就会成很大问题。这也是今天我还要将1994年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在此“重温”一下的原因。

（二）一人身系天下之安危

在今天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世界，有的地方挺平和，有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拿着先进武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交战双方面前也束手无策。我看到“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播放这种打仗场面，就时常想到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一个动荡的地区，在一个社会大转型、新旧大交替的时代，一个领导人或一个领导集体对国家民族的重大作用。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北美西欧，正如英美朋友在酒吧里常笑谈的那样，他们的选举是在坏人当中选一个比较不坏的人出来当总统首相，还有美国朋友说，选一个白痴来当总统，美国仍然是美国。除了一帮政客，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对谁来领导他们国家认真地操过心。

然而，一个动荡的国家处在一个大转型时代却不然。这时往往一个人就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

南非这个国家好像在一般中国人的视线之外，我却对她很感兴趣，我的目光始终盯在一个黑人身上。南非黑人因长期在白人统治之下，几乎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般黑人的教育程度都远逊于白人，倾向暴力活动，不习惯和平斗争，但只一个黑人纳尔逊·曼德拉，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配合，居然避免了可能是最残酷的种族战争，使非洲一个最富裕、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向种族平等的和平转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曼德拉常令我联想到印度的甘地，看了电影《甘地传》，我的精神仿佛受了一次洗礼。以色列在拉宾当政时期有一段和平的日子，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尚能相处，我去以色列时就是拉宾在台上的时候，我们还跑到戈兰高地，以黎边境及希伯伦等有争议的地方去观光，旅途挺安全，旅游业也很兴旺。换了另一位领导人，以色列又与周边邻居磨擦起来，暴力冲突连续不断。每当我听到我曾去观光过的地方又被打死了若干人，常不禁黯然神伤。东欧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在“二战”后由前苏联操纵，一个“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一个“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合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制的国家，国名“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时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和和气气地分了手，没放一枪一炮，分别成立了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捷克的总统是位作家，据说也曾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住过一段时间，这么说来我是有幸与他前后“同学”了。而同样属于一种政体的南斯拉夫联邦内的波黑，打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两个民族为巴掌大的一块飞地也争得头破血流；穆族和塞族两方战死的人都数以万计，据报道，被强奸轮奸的两族妇女不计其数。最近又有西方记者的分析报道说，那几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始因于民族矛盾，而长期纠缠不休却主要是因为关系到那几个民族的领袖人物的个人利益。我是相信这种分析的，几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把全民族投入痛苦的“民族战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应该是与同属东欧的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民素质处于同一水平的，但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问题，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很大程度在于由什么样的人来领导。

我无意对国际事务做什么评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每一对矛盾都有纠结不清的历史背景，有的还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所谓“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也，即使国际事务专家也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判断和预测。我在这里坐井观天，管窥蠡测，肯定对国际事务的看法错误百出。我不过是身在中国，从70年代末期中国的处境出发，对领导者的作用有较深的体会而已。

（三）一句话启动中国